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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改革前的几十年中，由于对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情况估计过分严重，使得我们搞了几十年的阶级斗争；而在过去的十几年中，由于对不稳定因素、对危机发生的可能性估计过重，使得我们形成了一种“稳定压倒一切”的思维定势，“稳定”成了一种终极性的否定因素，一切都要为“稳定”让路，凡是可能影响“稳定”的事情都要暂停，社会中哪怕鸡毛蒜皮的冲突和矛盾都要上升到“稳定”和安定团结的高度。“影响稳定”成了无法担当的政治责任，在民众那里，“稳定”成为一种无需论证的话语。

　　其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在过去十几年的时间里，经济增长速度很快，一些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也在有效推进，但经济发展中一些重要的结构性矛盾始终得不到解决，按照吴敬琏先生的说法，如果市场经济也有好市场和坏市场之分，那么，走向坏的市场经济的那些因素不但没有减弱，甚至有的方面还在强化。更重要的是，在经济领域之外，“稳定压倒一切”的思维定势使得整个管理层谨小慎微，畏首畏尾。

　　这样一来，许多事情，特别是重要的改革举措被延误。在改革的过程中，时机和顺序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很多事情，在1980年代的时候，我们会说很多条件还不具备，能拖就再拖一拖。实际上却是把这个问题拖到了解决条件更不好的时候。我觉得，在中国的改革中，很多状况都如此。事实上，越拖到后来，我们就要付出更大的成本、更大的代价。比如现在当我们面对很多问题的时候，有人会觉得现在解决这个问题会有一定的困难和风险，可以往后放一放，但放到什么时候？也许多年以后我们会有这样一个感觉：这件事还不如在2007年就解决了，2007年做这件事的条件应该比现在还要好。所以，我认为我们这个社会现在要重新思考的重要问题，就是稳定的问题，要形成关于稳定问题的新思维，并在这个前提下，用坚定的自信来推进改革，造就社会的活力。

　　客观地说，“稳定压倒一切”思维定势的形成，不是没有原因的。比如当苏东剧变的后果呈现在我们面前时，对危机和不稳定的担心也成为一片阴霾沉重地压在人们的心头。另一个原因是，随着改革进入利益重新分配的时期，某些改革措施实际上异化成了掠夺财富的战争，社会矛盾在不断增加或显现。于是，社会中也开始形成一种危机式思维。我记得2003年的时候，就有研究报告称，10年之内，中国一定会发生大的社会危机，甚至还非常明确地说，还有7年。我知道，这些学者也是好意，是想促使政府正视某些问题，尽快采取措施解决，但这样的结论无疑强化了对危机可能性的过分估计。另外还有一个所谓2000－3000美元是矛盾多发期的说法。其实，在国际学术界这也是一个没有得到充分论证的说法。不错，在有的国家的确存在类似的现象，但如果分析其原因就能发现，那主要是由于经济发展了，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民主和参与的要求就会增强。但在我国，近些年来尽管经济发展很快，类似的逻辑并没有出现。一些社会矛盾增加，与其说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不如说是我们工作中某些迟滞造成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社会要重新看待和认识与稳定有关的重要理论问题。首先，是对于社会稳定要有一个总体性的判断。对此，我一直有三句话。第一句，经济快速发展；第二句，政治基本稳定；第三句话，社会矛盾突出。我们应当正视这个现实，但对这些社会矛盾的性质与特点，要有恰如其分的把握，不能视而不见，也不能对其性质估计过分严重。我认为对于这个社会当中的大局，要有一个清醒的判断。基于这一点，我想用“秩序问题”来代替“稳定问题”，我们应当明确提出，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社会生活的新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