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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一年半里，我在全球各地参加了多个公开和闭门的高端会议，最深的感触是，西方主流国家讨论中国问题的风向发生了较大的转变。中国企业在全球的发展环境趋于恶化，可以说对中国的敌意正在升温。这种趋势必须扭转，否则这种充满偏见与敌意的国际环境会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与中国企业参与世界经济的重大障碍。

　　国际会议上关于中国的讨论主要是中国崛起对西方的影响，对此西方世界忧心忡忡。他们的忧虑集中于三大方面：第一关于意识形态，他们认为中国代表着一种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不同可能会对他们稳定成熟的体系构成巨大挑战。第二是关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他们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是国家主导型的，国有企业在诸多重要行业占有垄断与主导地位，这种模式和西方企业自由发展模式有着本质的不同。最近几个行业的“国进民退”现象更加深了他们的顾虑。尤其是在金融危机后的全球大宗并购中，中国国有企业成了最财大气粗的买家。西方担心国企的大规模海外并购行为往往会包含政治、外交等非商业因素。同时，他们认为这种国有企业所代表的不公平、不公正的商业力量，加上日益强大的中国国家元素，可能会摧毁西方多年来建立的相对公平、公正的投资体系和商业秩序。第三关于军事方面，他们担心中国军费增长太快，在军事战略企图和军费开支方面又不够透明。他们将中国最近在周边外交和领土争议问题上的强势“新面目”理解为中国强权外交的开始。

　　意识形态不一样，经济发展模式不同，军事不透明，这三点误解使国际社会很容易将中国归入“另类”阵营。过去一年多里，这种对中国新的界定使中国在全球发展的环境急剧恶化。在这种新环境中，中国问题的性质发生了变化，矛盾与冲突远远超越了简单的经济摩擦，中国经济的崛起和中国企业的发展可能被视为国际秩序中一种不稳定甚至负面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