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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代中期，盐业政策转向“折色制”，大盐商迁到扬州，其余晋商开始多元化发展，寻找与北边少数民族的贸易机会。

　　清代后，晋商抓住了两次机会，一个是清统一中国后，清政府的边疆政策和对外政策给晋商带来了贸易机会。清政府的统一边疆、开放边疆、管理边疆过程中，晋商抓住机遇，成就了进一步的发展，做到了“货通天下”。清政府的对俄贸易政策推动晋商走向持续繁荣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清政府对这种贸易采取了鼓励的政策，凡行商于恰克图一带的商人，必须持有理藩部颁发的“信票”这几方面的政策，使得晋商的市场地盘更加扩大，远距离贸易更加发达。

　　另一个是道光年间的金融创新－票号。票号出现在山西，由晋商首创，是一种历史必然；在票号出现之前，金融业的业态主要是典当、印局、钱庄、账局。晋商在金融业中处于执牛耳的地位了。在这些金融活动中，积累了大量的资本，也涌现了许多人才。

　　晋商的票号演绎了一段至今令后人仰慕的辉煌历史，把晋商推上了事业的顶峰。

　　票号产生有其偶然性。过去商人挣了钱都是雇镖局，然后把挣的钱运回去。在嘉庆和道光年间，当时社会不太安定，各地的农民起义非常多；当时平遥有一个姓李的李家，这个主人叫李大全，他开了一个颜料坊，叫西裕成颜料坊，他在北京有分号，在天津也有分号。所以有朋友就托他把自己的钱放在北京，然后他给开个条，到山西再去取钱去。后来他那个掌柜，掌柜现在我们叫总经理了，他的掌柜叫雷履泰。雷履泰就发现他的东家是把它作为好事，帮朋友忙的，其实他觉得这是一个商机，也就是进行银钱的汇兑，异地汇兑，所以他就劝他的老板，把这个颜料铺干脆改成一个票号。所以道光三年，也就是1823年，历史上第一家票号叫做“日升昌”就此诞生了。

　　其实，票号出现在山西，由晋商首创，是一种历史必然。随着商业活动的发达，它一定是金融事业的发达。也就是说如果没有金融，那么商业很难再进一步发展。所以明清时代中国的商品经济相当发达，也就为中国的金融业的发展实际上提出了一个要求。也就是商业发达了，商品经济发达了，一定要金融也发达。所以这个时候，需要票号实际上已经是一个历史的要求。晋商从资金、网络、人才和信誉都具备了这样的条件，因此由晋商首创，是一种历史必然。

　　资金，从事票号需要大量的资金，要钱、要资本，而当时山西商人是“富甲海内”，在海内可以说是最有钱的。网络，金融业既然是搞异地汇兑，在全国一定要有分号，而山西商人在发展的过程中实际上在全国各地都有自己的分号，那么这些分号做票号进行汇兑就非常方便。人才，山西商人有一批优秀的职业经理人，也是有一批非常精通业务的人。这批人就可以成为票号的骨干。信誉，最关键的就是山西商人的诚信是天下有名的。票号是接受客户的真金白银，为其开一张没有法律保障的汇票，这张纸能不能再换为真金白银，取决于票号的信誉。信誉是票号的生命线。奉行”以义制利”获得了客户的信任，几百年的坚守诚信而置。

　　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全国一共拥有的51家票号，其中有43家由晋商开办。而票号的英文也被翻译为“shanxi bank”，西方人还将票号称做现代银行的“乡下祖父”，票号的影响之大可见一斑。

　　票号的业务，主要是两种业务：一种业务就是吸收存款，发放贷款；第二个业务就是银两的汇兑，也就是我们说的异地汇兑。比如说你要到四川去做买卖，你从北京你不用把银子带过去，你把钱放到票号里边，票号里边给你开一个条儿，然后你自己到四川去，到了四川成都以后你可以找到这个票号的分号，然后再把这个票换成银子在当地使用。所以这个票号的汇兑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汇款，就是从事这个业务。另外第三个业务就是把各种不同成色的银子通过冶炼，给它变成成色统一的一个标准化的银子。所以票号主要是从是这样一些业务的。

　　票号的盈利来源于汇费收入、压平擦色（平指秤，色指白银成色，压平擦色即收付银两时，在平码上高进低出的盈利手段）、存放利差的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