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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立IT观察人士方兴东认为，“创新，就是要打破旧的，先破后立，所以一定要扶植新的公司、新的人才”。但他看到，政府资源大多流向了大公司而不是新创企业：企业上市了，政府办个大型庆祝会、奖励很多钱；而新创企业，房租越来越贵、创业门槛越来越高，达到高新技术企业的门槛那是享受各种优惠政策的前提也越来越难。

　　据记者所知，现在“千人计划”、“海聚工程”，评上就奖励100万，老一代企业家“有看法”。有过硅谷工作经历的“海聚工程”“千人计划”入选者杨大川博士也承认，重奖“海归”对国内人才多少不公平。他还告诉记者，确实有“个别硅谷回来的朋友，从政府拿了很多钱，最后没做下去就走了”。不过，他认为，不应站在本地人才的角度和“海归”人才比，而应站在国家的角度：与其把人才放在硅谷让美国人利用，不如让他回来让中国人利用。

　　“从基层对新制度的需求提出来，到最后这个制度被批准实施下来，差别极大，可能80%都被砍掉了。”中关村管委会原委员赵慕兰深有感触地说。

　　赵慕兰多年体悟的结论是，要真正在中关村做事，就要研究企业、符合企业的发展规律，“一定得跟企业的发展形成内在的合力”。她认为，前20年，中关村的产业基本都是新兴产业，但都是跟随性的，包括互联网；后20年，国家自主创新大旗一举，跟随性的产业发展满足不了创新型国家发展的目标，一定要有原创。“原创怎么来？这个还在摸索当中。”

　　听到中关村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消息后，王缉慈只不过跟身边人说了句，“哦，要搞创新示范区了”。“我并不觉得这是多大的事。”她说，“国家搞自主创新战略，我举双手赞成，但我并不认同设立示范区这种做法。”

　　王缉慈将各类示范区的头衔称之为“区域符号资本”，“有了这些头衔、这些区域符号资本，就可以找上边要政策、就会集中很多资源。这容易导致符号与政绩挂钩、急功近利”。

　　王缉慈上世纪80年代初就经常骑车到中关村各公司调研。在她看来，科教中心中关村作为创新中心，在1980年代表现还比较明显，但之后便不再突出，反而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科技成果储备枯竭，创新能力下降，反倒是外地园区里的企业在生产制造中进行了很多创新。

　　中关村从1999年开始形成的今天“一区十园”格局，在王缉慈看来实际上造成了资源分散而创新本来是要聚集要素资源的。此外，这种格局还造成了管理层级的增多与复杂化。不幸的是，很多地方将“一区多园”作为一种经验学习。

　　王缉慈认为，作为示范区，国家是希望中关村在体制机制上为各地做示范，但据她到各地调研的经验，“地方上可能比中关村做的更好反倒是中关村有些"玩不转"，体制僵化的厉害”。她认为，“各行各业、各地情况都不一样，单纯靠中关村做示范，意义不大毕竟已经不是"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时代了。”

　　而据中关村管委会官员介绍，多到应接不暇的各地到中关村交流、“取经”者中，感叹“中关村不太好学”的，不在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