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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60年代初期，格林斯博罗的种族抗议活动无一例外地遭遇了暴力压制。最开始的那四个学生虽然表面镇定，其实早已吓破了胆。第一天，警察迅速现身。第三天，一群白人流氓耀武扬威地站在示威者身后，嘴里不停咒骂着“死黑鬼”进行挑衅。后来，就连当地的3K党首领也高调亮相。周六，紧张气氛进一步升级，整个餐厅因为炸弹威胁而被迫疏散。

        但是，为什么这些黑人可以做到一呼百应?斯坦福大学社会学家道格·麦亚当通过对激进活动中的逃兵和死忠分子进行比较后发现，参与者的动力并非源自对意识形态的狂热，而是他们与其他参与者的关系亲疏。尽管所有志愿者在一开始时都对活动的价值观高度认同，但是当他们必须提供紧急联系人名单时，人们发现，死忠分子的密友往往就是同行的战友，而逃兵则不然。麦亚当总结认为激进活动实际上是一种“强纽带”现象。

        同样，70年代意大利恐怖组织“红旅”招收的新人中约70%有至少一个好友在组织中活动。阿富汗的穆斯林游击队组织也是如此。即便是那些看上去自发的革命行动，其核心驱动力仍然是“强纽带”关系。东德的抗议活动共有几百个团体参与，每个团体大约有12个成员。当时，只有13%的东德人有电话，团体之间的联系受到限制。他们所知道就是每周一晚在莱比锡的圣尼古拉斯教堂外集会。参加者的重要决定因素就是“关键友人”——朋友中批评政权的人越多，参加抗议活动的可能性越大。

        格林斯博罗的四个黑人学生也是如此，他们是高中同学或者大学舍友，常常会在宿舍里彻夜长谈，黑人遭受的歧视和不公正待遇是他们讨论的焦点。最后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经过长达一个月的策划和互相鼓励，并肩踏入了白人的地盘。

        与社交媒体相关的行动则是另一回事。社交媒体的平台是围绕着“弱纽带”关系建立起来的。Twitter让永远无法相遇的人跟踪彼此的最新动态。 Facebook则帮助人们有效地管理不常联系的熟人，因此你可能在Facebook上“好友”遍天下，现实生活中却知己寥寥。

        社交媒体给人类带来很多奇妙的经历。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发现了“弱纽带”关系的优势所在。我们认识的人——非朋友——是新思想和新信息的最大来源。互联网帮助我们大大提高了开发远程连接力量的效率，在创新技术的传播、跨学科协作等方面发挥了无与伦比的效力。但是，“弱纽带”联系很少能成功组织高风险活动。

        在一本名为《蜻蜓效应：应用社交媒体推动社会变革的快速、有效和强大的方法》的新书中，商业顾问安迪·史密斯和斯坦福大学商学院教授珍妮·阿克讲述了硅谷一名急性白血病患者通过电邮、Facebook、YouTube等新媒体在网络上发布寻找配型骨髓的信息，此后共有2.5万人响应号召在骨髓库注册，患者最终配型成功的故事。这正是社交媒体力量的完美体现。

        这个召集如何吸引如此之多的人参与?因为所求不多。这是让陌生人为你服务的唯一方法。成千上万的人愿意进行捐赠登记，因为事情很简单，在医院呆上几个小时，取一个DNA样本——骨髓匹配的机率非常小。骨髓捐赠并不是一件小事。不过，它并不涉及金钱或人身风险。它不要求你挑战根深蒂固的社会规范和惯例。事实上，它更是一种赢得社会认同和赞誉的承诺。

        社交媒体的支持者没有理解这种差异。他们认为Facebook的“好友”和现实中的朋友一样，骨髓捐赠登记活动与1960年在格林斯博罗餐厅的静坐示威也没有本质区别。“社交网络是一种有效的激励工具，”阿克和史密斯写道。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社交网络只是有效地增加了大众的参与度——通过降低投身某项活动所需的动机水平。Facebook行动的成功并不是鼓励人们做出真正的牺牲，而是鼓励他们在缺乏献身的动机时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这远远无法和格林斯博罗餐厅中的那一幕相提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