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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0年的那个冬天在当年的学生看来如同一阵“高烧”。但是，相比传染病，民权运动倒是更像军事行动。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整个南方共进行了15次由民权组织召集的静坐，地点和行动计划都经过精心挑选和缜密策划。组织中的活跃分子还开办讲座吸引有兴趣的参与者。格林斯博罗的四个大学生正是这一工作的产物：他们都是民权组织N.A.A.C.P.的成员，并与组织负责人保持着的密切联系。他们曾多次参与动员大会，对静坐活动的历史了如指掌。但是，从格林斯伯勒蔓延到整个南方的那场烈火并非一场野火。它主要在一些已经建立了“运动中心”的城市中燃烧——矢志不渝和训练有素的积极分子们组成的运动核心早已准备好将“高烧”转变为行动。

        民权运动是一项高风险行动。同时，更重要的，它也是一项战略性行动：必须建立一个目标明确、纪律严明的组织。以N.A.A.C.P.为例，它是一个高度制式化运转的中央集权组织。马丁·路德·金在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中的权威是不容质疑的。运动的中心是黑人教堂，组织内部设有常务委员会和纪律委员会，分工极为细致。每个团队承担不同的任务，通过权威人士进行协调，个人需对指定的工作负责，重大冲突则由教堂会众中最具威信的人士进行斡旋。

        这是传统行动主义与它的网络变体的第二个关键区别：社交媒体并非等级森严的组织。Facebook和同类媒体是人们建立关系网的工具，这与等级制度在结构和特征方面有着本质差异。等级制度有着特定的原则和程序，而网络则无法被单一的中央权力所控制。网络上的决策来源于共识，个人与群体间的关系也非常松散。

        这种结构决定了网络在低风险条件下的高度适应性。维基百科就是一个例子。维基中每个条目的建立都是网友自发组织的行为，无需编辑管理或修改。就算所有条目被删除，也可以得到快速恢复，因为成千上万的人自发在网络上投入时间完成这项任务。

        可是，网络并非万能的。汽车公司使用网络进行供应商组织是一种明智的做法，但是他们不会用这种方式设计汽车。众所周知，一个庞大的、群龙无首的组织系统根本无法完成设计理念的衔接和统一。由于网络没有集中的领导体制和清晰的权力界限，因此人们很难借助网络达成共识、设定目标。网络无法构建战略性思维，并且很容易累积冲突和错误。当每个人都有平等的发言权时，如何对战术、战略或思想方向做出选择?

        如果网络的目标不是系统性变革——无需进行战略性思考——那么它的缺点都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如果要建立一个有组织的强大机构，等级制度则必不可少。以蒙哥马利公交车抵制运动为例，数万名每天依赖公交共交通上下班的普通民众拒绝乘坐公车长达一年之久。为了说服人们坚持下去，组织者给当地的黑人教堂分派了鼓舞士气的任务，并且为大众提供免费的私人拼车服务。再说说伯明翰运动：1963年，马丁·路德·金把一场非暴力和消极抵抗运动带到种族隔离及歧视严重的伯明翰市。当他受邀与警察局长摊牌时，手中可调配的资金达到了100万美元，还有100名服务于不同运作单元的全职成员。这场示威运动被事先划分成了几个逐步升级的阶段，教堂间滚动召开的大型集会则保证了支持者人数和士气。

        抵制、静坐和非暴力对抗——是民权运动的首选武器——也是高风险战略。他们没有发生冲突和出错的余地。如果一名抗议者偏离了初衷或者回应了挑衅，整个抗议活动在道义上的合法性就会大打折扣。社交媒体的发烧友无疑会认为如果有Facebook的加持，金的伯明翰之行就会轻松得多，因为他能够方便地与追随者沟通。可是，网络是杂乱无章的：想想那些无休止的校正、修订和辩论的模式吧。如果马丁·路德·金想在蒙哥马利发动一场维基抵制活动，他应该一早就受到白人权力阶层的打压。如果每个周日早上，黑人社区里98%的人口都会聚集在教堂，数字通信工具又能发挥什么作用呢?在线社交媒体永远无法为金提供伯明翰运动中所需的纪律和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