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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90年代末曾经盛极一时的民间压榨企业正遭遇各方面的挑战。“所谓的挑战其实将我们推向了一个四面楚歌的困境，走不下去也走不出去，只能跟着别人走。”一位从事了20多年的压榨行业的民间企业家如是说。

　　在新疆当地的植物油原料收购企业中，除了益海(昌吉)粮油工业有限公司规模一枝独秀外，活跃在乡村一级和县城一级的压榨市场的主要是过去粮油系统改制出来的一批民间企业。经历了计划经济松绑后的繁荣，在入世引来的外商“老师”面前，这些民间企业的状态堪称“夹缝生存”。然而，在夹缝中还能生存多久，民间企业家们似乎谁也不敢多想这个问题。

　　不敢收了，一收就亏

　　活跃于当地压榨行业的杨杰是一家粮油加工企业，每年都能在周围几个农业县收购到2万吨左右的油葵，但是今年他只从乡亲们手里收购了3000吨。

　　记者在杨杰的压榨厂，一股浓香的“炒瓜子”香味扑鼻而来，厂房外面的1000多平方米的水泥坝子堆放着几堆油葵，已经用彩条布遮盖起来。三幢加工厂房只有一幢开工，发出隆隆地机械运转的声响。厂房外面则堆放着粕料(原料榨完油的剩余物)，散发出一股油香味。

　　杨杰说，去年这个时候已经收购了1万7000吨油葵，三套机器昼夜运转；今年才收了3000吨，只能停工部分机器。“因为油卖不出去。”

　　杨杰口中所说的“油”其实就是压榨企业加工出来的散油，是指初榨、散装的、大包装植物油，通常提供给下一级加工或经销企业转变为小包装或进行调和成食用油，或者直接散装销售的植物油。这部分油比小包装食用油占据更广的市场，尤其是中小城市及以下的市场。

　　据杨杰介绍，今年榨油厂之所以只收了3000吨油葵，主要在于“他不敢收油葵”。“榨油厂收不到订单，我们就不敢收购油葵，这是其一；其二，也是最主要的原因，油葵掉价太厉害了。在不到一个月内，从3元8一公斤收到现在的3元5分一公斤。开始收的油葵已经亏进去100多万元。”

　　据了解，杨杰的榨油厂年处理油脂原料35000吨到40000吨，其中只有一成的清油供给当地市场，九成以上还是卖给外地大油商。“他们不要油，我们也不敢。一些农民或者经纪人把油葵一车一车拉到我面前说，你给价我就卖，但是我们不敢给价，说给3块1毛，马上就跌到3块5分。”

　　就在采访过程中，杨杰接到电话说收购价掉到3元一公斤。早就无心收葵的杨杰当即决定暂停收购，打电话召回下到农村收购油葵的员工立即停止收购。“这不就是瞬息万变吗？不敢收了，一收就亏。”

　　杨杰的客户之一上海佳格食品公司今年就没有收他一滴葵油。该公司内蒙古和新疆的代表陆先生印证了这一结果。“整个行业频现跌势，我们的下家也在撤离和减少订单，而且市场如此不稳定，不敢下手。”

　　失去主导权　受制于人

　　在老台乡粮站，在采访杨杰的过程中，油葵跌价的讯号都来自电话。这个电话为什么有如此力量，可以决定基层交易的进行？这个价格是怎么产生的？带着这些疑问，记者追踪采访相关的业内人士。

　　老台乡粮站的值班人员告诉记者，电话是从委托他们收购的企业打来的。“这个企业是本县的压榨厂，他们电话说调价就调价，我们只是代理收购，收点仓储费用”，昌吉市昌鼎工贸有限公司油脂公司总经理王学刚说：“行情变化快的主要原因在于定价权目前掌握在益海手上。我们当地所有大大小小的本地企业都看他们的价格，他们收购价格跌了，我们就得继续往下跌。”

　　王学刚提到的“益海”，全称是益海(昌吉)粮油工业有限公司(下称益海)，2004年9月初，美国ADM公司与新加坡丰益粮油公司组建的中国投资(益海)私人有限公司与上海益海企业发展有限公司、昌吉市康味缘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共同投资兴办了益海(昌吉)粮油工业有限公司。该公司具备国内最先进的食品生产线，年处理植物油料25万到30万吨，年生产全精炼食用植物油12万吨，蛋白饲料18万到20万吨。产品除满足新疆的消费外，还大量销往内地，部分产品出口至澳大利亚和中国台湾市场，目前是西北地区最大的压榨企业。

　　据了解，由于实力悬殊，杨杰、王学刚等当地民间企业的收购价格要比益海低5分到1毛钱，以维持一定的利润空间，否则将无利可图，由于成本高于益海还将迅速地在当地市场中被淘汰。

　　杨杰、王学刚等人认为，益海进驻当地压榨市场从技术和管理模式上提高了整个行业的经营水平，但是由于其强大的资金后盾和团队化的运作模式，三年下来，六七成的市场已经收进囊中，植物油的原料越来越多地集中到了益海手中，市场的定价权也随之旁落。“失去了主导权，收购市场的行情我们只能跟随益海走。”

　　原来，民间压榨企业的价格是跟随益海的收购价格走的。一般来说，益海更新收购价后，当地的压榨企业随即调整价格，通过电话往下传，随时做出调整。老台乡粮站是一个最末端的收购方，而杨杰作为一个企业的负责人也是通过这个价格来决策。

　　那么益海的收购价格又是怎么出台的呢？益海(昌吉)粮油工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刚接受采访时说：“我们有整套行情测算团队，他们盯在CBOT(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和大连期货交易的大盘上，根据期货和现货的价格来测算原料的收购价格。”

　　有点“单刀赴会”的悲凉

　　虽然王学刚等人知道压榨企业和国际国内期货市场挂钩，但是他们并没有确切的金融知识和技术去支撑对已经纳入全球化市场的把握。拿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在外商大企业的控制下，他们只能凭借“地头优势”来经营，处在于一种受挤压的“夹缝状态”中。然而，此轮行情下的民间压榨企业已经觉得“暮霭沉沉”。未来还能走多远，他们不敢多想。

　　“除开乡村小作坊，稍微大一点成规模的压榨厂已经不到20家，而在(上世纪)90年代这里可是活跃着上百家的压榨厂，随着自身的优胜劣汰逐渐减少，益海入疆后，这种行业整合迅速提速，很快就没几家幸存。”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说：“存下来的大多都是过去老粮油系统下的人，有背景有关系，可以从外商垄断的市场里拾得一些牙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