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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禁酒令半年就禁住了官员饮酒的习惯，半年就省出了4300万元，半年就让当地酒厂的销量降了三分之一。市委书记的铁腕加上天文数字般的禁酒成果，使河南信阳的禁酒令很长一段时间成为舆论热议的焦点。可由于影响到酒厂的利润，这个获得公众赞誉的禁酒令近来遭到了当地酒类企业的抵制，向政府申请废除禁酒令。 　　酒企把自身利益与官员的公款吃喝腐败绑在一起，这种诉求在道德上是很不光彩的。然而，从法理来讲，酒企有权表达正当利益要求。因为政府突然通过的禁酒令影响到了他们的利益预期和经营利润，他们自然有权捍卫自己的利益，有权参与影响自身利益的公共决策。 　　其实反对禁酒令的可能不只酒类企业，还有公务人员群体，因为禁酒直接影响到了他们的利益，只是慑于市委书记的权威他们不敢站出来反对；还有酒店行业，没有喝酒助兴，公务宴请和公款吃喝自然也就少了很多，中国的酒店行业同酒类企业一样很大一部分利润也是靠公务吃喝支撑起来的———这么多客观存在的利益纠葛，靠一两个领导的铁腕是掩盖不了的。如果对这些利益矛盾没有一个决断，禁酒令很难作为一项制度长久地坚持下去。 　　祛除了行政铁腕决策的多方利益博弈，真正考验着领导的决断力。首先应在官意与民意中作出决断。短时间内禁酒让官员们忍一忍做做姿态还可以，可长久地坚持禁酒，一定会遭到公务人员的群起反对。更重要的是，要在税收、GDP和公益间作出决断。酒企所以敢站出来反对政府的决策，因为自恃是当地的纳税大户，“为地方就业和经济作出巨大贡献”。禁酒造成的税收损失以及对GDP造成的影响，政府能承受得住吗？ 　　我们可以相信信阳禁酒的道德真诚，但真的不敢相信：在既有体制下，政府经过利益决断后仍会作出禁酒的决策。一方面，既有体制中决定一个官员政治前途的并非舆论和民意，得到公众支持却得罪了官员群体的人，很少有好下场。另一方面，在“GDP仍一俊遮百丑”和“财政收入高于一切”的语境下，政府政绩很难戒除对烟、酒之类产业的依赖。 　　即使信阳在利益决断中仍然选择了坚持禁酒令，但这仍只是一个不可复制的个案，缺乏制度理性的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