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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围着锅子，吃一锅萝卜炖猪蹄儿，或者是排骨藕汤，再加上几碗热烫烫的上好黄酒，在冬日里腾起的热气和散发的独特酒香，在房县人的记忆中，永远是平凡而又幸福的一件事。

    史料记载，“房陵黄酒”早在公元前827年——西周时期已成为“封疆御酒”。武则天时期，被贬的庐陵王李显，也被黄酒“解救”，渐生“日饮黄酒三小杯，不辞长作房陵人”的情怀。

    到上世纪30年代，房县西关成为名副其实的“黄酒街”。

    几千年的传承，黄酒总是以美食或者谈资的形式，成为逢年过节，或者筵席宴会，抑或是宣扬城市名片浮夸中的主角，满足了房县人嘴巴的贪婪和空虚之瘾。

    房县黄酒比绍兴黄酒还早400年

    作为世界上三个最古老的酒种之一，黄酒以其用曲制酒、复式发酵酿造方法，堪称世界一绝。最出名和最典型的代表，自然是家喻户晓的绍兴黄酒。

但真正喝过了房县黄酒和绍兴黄酒的人，尤其是房县人，始终觉得还是房县黄酒来得过瘾可口些。

    房县黄酒，也许不如绍兴黄酒那么有名。可要是追根溯源，它比绍兴黄酒还要早400年。

    当年，楚王要尹吉甫向周宣王进贡，尹吉甫作为使者，便带了一坛房陵人自产的“白茅”献给周宣王，宝物呈上殿开坛满殿香，周宣王尝了一口，大赞其美，遂封为“封疆御酒”。后来，尹吉甫也作了太师，成为“文能治国，武能安邦”的一代伟人。

    据资料记载，房陵黄酒兴盛于唐朝武则天时期。公元684年，武后即位，废唐中宗李显为庐陵王，贬至房州(今房县)。

    两年后，这里大旱，南北两河断流，百姓无水可吃，好多人弃家逃荒。庐陵王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四处派人寻找水源。

    有一天，来到南北两河汇流之地，发现四处地裂、树死、草枯，唯独有一丛水灯草青叶滴翠。拔起水灯草时，只见一股清泉流溢，向深处挖去，土坑越大水越旺。庐陵王捧起水来喝了一口，清甜可口，他赶紧调来民夫挖井，终于解决了千百万人的饮水困难。

    这口井里的水，老百姓一天到晚挑也不见少，暴雨倾盆时也并不见涨，一时被当地人称为神井圣水。更值得一说的是，人们取了这口井里的水酿酒，香溢四季。

    庐陵王不敢独自饮用，装好四大坛，亲手封好，派人押运长安，进贡给了武则天。女皇喝着觉得口感还不错，念儿子还有一丝孝心，就给这酒赐了名——“房陵御酒”。而庐陵王也饮用此酒成瘾，渐生出“日饮黄酒三小杯，不辞长作房陵人”的情怀。

    留乡亲吃一口饭，远不及留他尝一口酒

    房县从来不缺爱黄酒之人。

    异乡人带着一饱口福的心情，总想和本地人一样试试黄酒。离开时，也会带一些回去。而本地人对黄酒的爱，从来不是外人能及的。他们的钟爱，一直维持着黄酒常年盛产不衰。

    张华田是《房县文化丛书》一书的作者，作为房县人，他觉得，黄酒之于房县人，有着藏在骨子里，但又磨灭不掉的印记。就在前几天，十堰一个朋友的朋友小孩结婚，还托他买了四十斤黄酒。

    房县人常说：“没有黄酒不成席，白酒再好不稀奇。”除了逢年过节作为待客的必备物之外，黄酒在房县人日常生活中，尤其婚丧嫁娶时，不可或缺，几乎成了一种依赖。

    据清乾隆53年编撰的《房县志》载，“房县人皆爱喝黄酒，一人喝十几碗不算稀奇。大多喝酒后皆不食饭，有至晚喝到天明者。”

    到上世纪30年代，房县西关几乎家家门前摆大瓦缸，上面搭一洁净白纱布，压一木板，扣一窑碗，行人渴了，掏几个铜板，舀上一海碗黄酒，自顾自地站着，就能喝上几碗，成为当时名副其实的“黄酒街”。

    比起酿酒，喝酒的老赵，一点儿也不“房县人”。不过，这不影响他理解黄酒之于房县人的特殊情怀。

    房县人不喜欢白酒，总觉得“辣心”，也不喜欢喝啤酒，说“有一股尿骚味儿”。拿出存放了三年，测不出酒精度的陈酿，让家里的来客，上瘾一样地喝个七碗八碗，直到喝倒，发现喝大了，这才算待客到位了。

    老赵说，在他们那里，留乡亲吃一口饭远不及留他尝一口黄酒有说服力。就算你想诚心诚意地留他一起吃个便饭，也会被对方拒绝。但如果你邀他去家里尝一碗这个冬天新酿的黄酒，那他一定会欣然入座的。

    从此，再不管你给桌上有什么菜，“哪怕一碟子酸萝卜，只要酒好，什么都好说。”

    “没有人能背着时节做酒”

    房县黄酒的推广之路，一直像一只困兽，无法蔓延酒精作用下应有的失控和疯狂。

    老赵在15年前开始专门做黄酒，最开始很惨淡。一整年下来，他最多酿三四千糯米，按照1:1.3和1:2的产出比例，算上洑汁和后期加工过的黄酒，一年也就酿一万多斤酒。

    黄酒真正好卖，是在2008年之后，现在，他每年可以酿一万斤糯米。

    但这只发生在本地。离开原产地的黄酒，落脚没那么简单。

    老赵两年前在武汉开了一家小作坊，想把地道的房县黄酒复制到武汉。现在却快关门，只能勉强支撑。老赵也曾投资六千元，支持儿子在襄阳开了一家作坊，但也没张罗起来。

    做了这么多年，老赵想把自己的作坊开得有点档次和规模，除了资金上的不足外，最头疼的，还是传统农家酿造的技术，没办法突破节气的影响和限制。

    “没有人能背着时节做。”很多做黄酒的师傅们，都看到了小作坊在长远发展上解决不掉的困境。到了春天，他们只好关了作坊的门，再去找一份工，等到天凉时，再重操旧业。

酿酒的师傅们都觉得这是个薄利的行业，因为收入不高，很多年轻人宁愿出去打工。政府也没指望民间的小作坊能有什么贡献。

    2010年初，房县兴祥黄酒有限公司总投入一亿元，预订了1.2万吨的产量开始试生产。8月，房县太子贡黄酒生态园动工，设计产量3000吨。为了推出这张城市名片，县工商局支持各企业参加展销会、博览会等，想尽各种办法推广。但事实上，企业化生产的黄酒，不那么招本地人喜欢，而外省人，还没学会接受这个地域鲜明的产物。

    作为竞争对手，老赵也不怎么看好这些企业，因为经过机器蒸馏过的黄酒，多了一点生硬和苦涩。

    中国酿酒工业协会黄酒分会秘书长沈振昌分析，未来10年，中国将迎来黄酒的第二次巅峰时刻。老赵却没什么期待了，准备再干两年就罢手，“老了，做不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