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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以来，美国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小麦价格暴涨42%，创半个世纪以来最大单月涨幅；欧洲市场小麦价格上涨近50%，为30年来最大单月涨幅。在国内，以小麦、玉米、豆类为代表的农产品价格也随国际市场一路飙升。这一幕不禁让人想起了2007年至2008年那场全球性粮荒，只不过彼时的急先锋是大米和玉米，而这一次则换作了小麦而已。

    但时隔仅两年，高粮价便卷土重来，显然已具备了某种经济周期性。这不能不让人思索其背后隐藏的深层次原因。那就是：随着气候变化加剧、人口规模增长、耕地面积减少、水土流失加剧以及淡水资源日趋紧张，全球粮食供求格局正处于一种微妙的、堪称“锋刃上的平衡”，供给所预留的冗余空间极其有限，一有风吹草动就很容易放大供给的不足。这些扰动因素包括经济增长过热、投机、自然灾害等，甚至某一个并非关键的粮食出口国的临时政策也会引发席卷全球的“蝴蝶效应”。这一切，不由得让人喟叹：当今全球粮食安全建在一个何等脆弱的冰山之上！

    遗憾的是，虽然经历过上一次粮食危机，但各国对诸如粮食储备系统是否更加健全、一些高度依赖粮食进口的国家是否已调整了畸形的农业政策、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上盛行的投机行为是否被有效抑制、大量粮食被用于生产汽车用生物燃料的荒诞现象是否得到了纠正等问题的答案，却很难提振世人的信心。

    最近十年来，中国粮食自给率一直高居95%的水平，国家粮食储备体系也堪称完备。不过，随着经济的不断开放，中国粮价与国际市场日益接轨，尽管目前总体上处于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但依然无法完全隔绝外部冲击带来的负面影响，难以独善其身。

    首先，各种粮食之间存在明显的替代效应。例如，国际小麦价格涨了，人们对于大米和玉米的需求自然就会增加，于是这些粮食的国际价格很快也将上涨。尽管中国小麦连年丰收，但近年来对于玉米的进口需求逐年增长；而玉米又是动物饲料和食用油的重要来源，这势必带动肉类价格和食用油水涨船高，而后者又将拉动更多的粮食和其他消费品价格上涨。

    其次，国家之间也存在明显的传染效应。2008年，当埃及为平息国内对于高粮价的不满，开始限制大米出口后，迅速引发全球三大大米出口国印度、泰国、越南的效仿，由此也进一步加剧了危机；而到了今年，当全球第三大小麦出口国俄罗斯宣布出口禁令时，随着小麦国际价格持续走强，势必会有更多国家跟进，粮食供给紧张局面恐将愈演愈烈。

    最后，中国国内潜伏着诸多物价不稳定的诱因。如前期由于资产价格泡沫和宽松货币政策导致的强烈的通胀预期。当国际粮价普遍上涨之时，或多或少会对中国农产品生产者和销售者提供一个定价锚。例如，在7月中国北方小麦收购过程中，农民惜售心理普遍强烈。

    正因如此，要想化解高粮价冲击，中国就必须同时考虑国内和国际因素。只有双管齐下、内外并举，方能收到标本兼治的效果。

    一方面，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应督促美、欧等金融市场切实加强对农产品期货市场的监管：限制纯粹的金融投资者即“投机者”在农产品上的交易数量；将参与交易此类期货的交易商身份曝光。我们注意到，就在此轮国际粮价上涨前，美国商品投资大师吉姆·罗杰斯正马不停蹄地到处游说各国投资者积极抄底农产品。

    笔者以为，中国或可出面倡议建立一个协调全球范围内粮食供求信息和价格的国际多边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是一个不错的平台）。该组织可由各国出资的方式，构建一个覆盖全球的粮食储备银行，用于在粮食危机中对一些实力较弱的进口国进行救济，缓解因人道主义危机和粮食短缺对粮价的推波助澜。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尽快抑制通胀预期。上半年消费者物价指数（CPI）依然存在明显上涨趋势，同时房价回落速度也远未达到人们的心理预期。这表明，下半年政府有必要出台更为严格调控政策，如坚决遏制粮价炒作和集体哄抬粮油价格的垄断行为，控制信贷特别是房贷发放规模。

    此外，与美国一样，近年来玉米等粮食在中国也开始被大量用于新能源开发。为了享受每吨1880元的国家补贴及免税政策，目前各地玉米制乙醇汽油项目颇有泛滥之势。今年上半年首次出现了玉米净进口。为促进新能源技术发展，同时解决汽车与家畜争粮的矛盾，笔者以为，相关补贴投向鼓励利用木薯、小油桐等荒山作物和麦秸等农作物边角废料进行生物燃料加工的项目中去，或许是更合理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