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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五年，邓小平再度成为《时代》周刊封面人物。此时的中国，已换了人间。

　　致富光荣深入人心，万元户成为时髦，人们公开谈论报酬，追求更高级的消费更舒适的生活。京郊的平谷出现了“彩电村”，高尔夫球运动开始在富人中流行，英国“威猛”乐队来华巡演，而身披皮尔•卡丹服饰的中国模特登上巴黎T型台，选美活动盛行。知识分子被蛊惑，下海成风。

　　跨国公司对这个消费市场兴趣浓烈。是年，诺基亚从芬兰来到中国，带来可靠的产品和观念的转变；东芝把广告牌树立到中国第一高楼上海国际饭店顶部；“蓝色巨人”IBM选择在北京召开代理商大会，41岁的柳传志坐在最后一排，身上穿着父亲的旧西装，惴惴不安。

　　外部世界风云激荡。这一年，《艾柯卡自传》出版，不久即被译成中文，艾柯卡代替松下幸之助成为中国厂长们的新偶像。作为一厂之长，如果不知道艾柯卡，就会落得同行取笑地步。刚被任命为长虹总经理的倪润峰到处找书看，学习企业管理，偶然在书店发现一本《艾柯卡自传》，读到艾柯卡入主克莱斯勒公司，心有所感，当时就想，“这跟长虹是多么的相似”。 那时候，书店里基本上没什么管理书籍，能够读到如此生动的案例实属幸运，很多企业家被打上“艾柯卡烙印”，就像倪润峰后来所说的，“我的这点管理知识都是从艾柯卡的书中读出来的”。

　　政府用另一种形势培养国企管理者。9月，国务院颁发《关于增强大中型国营企业活力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提出搞活国企、扩大自主权的14条措施。同月，中外学者在“巴山轮会议”上畅所欲言，讨论中国宏观经济管理的进程，将改革环境推向更开放的天地。

　　张兴让“满负荷工作法”

　　 视线聚焦到河北石家庄。一个名叫张兴让的国企厂长成为承包明星，风头丝毫不亚于一年前的马胜利。

　　1984年，马胜利引发国企“承包热”。一时间，承包国企成为流行，如果有哪家企业厂长没有承包，则会被看做“无能”、“没魄力”。作为石家庄第一塑料厂厂长，张兴让也不甘人后，向组织表态：企业利税每年增加100万元，承包三年，从1983年的136万增长到1986年的436万元。

　　获得承包许可，张兴让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弄清向谁买，向谁卖”。计划经济时代，进原料、卖产品，相关部门早有规定，于是出现一个现象：明明本地有货，偏偏不远千里地跑到别处买卖。流通不通畅，成本居高不下，效益便无从谈及。

　　张兴让认为这个问题其实不难解决，关键是“企业间事前商量好”。1984年6月，在张兴让操办下，石家庄第一塑料厂在内的7家同业公司组成跨区域经济联合体—东方塑料联合公司。

　　产供销一体联合效果立竿见影。仅3月时间，张兴让就闯出名堂。当年9月，胡耀邦到河北考察，指示说，马胜利搞承包比较好，张兴让搞联合比较好，干脆一个叫“马承包”一个叫“张联合”吧。

　　得到高层肯定，张兴让希望取得更大的突破。1985年，张兴让去日本考察，发现同样的设备，日本工厂只需120人操作，而第一塑料厂却安排了836人，日本工厂日均有效工作时间在8小时上下，第一塑料厂不到其一半。张兴让“越看心里越憋屈”，暗下改革决心。

　　返回石家庄，张兴让深入基层，对各部门各车间进行走访，几个月下来，调查发现让他大吃一惊。

　　工人看似每日按时上下班，但真正用于工作的时间很少，据张兴让估计，每人每日实际有效工作时间约为2小时40分，8小时工作制，其余时间都在聊闲天、吃喝拉撒，养成懒散低效的风气。根本原因在于制度不合理。譬如，厂里3台大锅炉，拉煤、添炉、出渣所有工序加起来竟然安排了70多人。人多手杂，难免互相推诿，真正干活的人很少，基本上“你干一会儿，我干一会儿”，一些工人甚至希望设备出故障，因为这样不用工作，“待着也挣钱”。

　　问题找到，张兴让从提高效率入手，狠抓生产管理。提出“人尽其力，物尽其用，时尽其效”，简而言之，就是让每一位职工、每一台设备、每一分钟都发挥其作用。为此，首先制定业绩指标，层层落实，与个人效绩挂钩，然后将工序分解、工作定量、员工定额，力图资源利用最大。

　　张兴让从机器满负荷运转原理中获得这个灵感，遂将其命名为“满负荷工作法”。

　　新政效果卓著，3台锅炉，只需18名员工即可正常运转，剩余劳动力便可用于扩大再生产。1986年，三年承包期满，超额完成预定任务。1987年与1984年相比，该厂人均产值提高80%，工人收入提高40%。与此同时，张兴让声名鹊起，频频接受媒体报道，“满负荷工作法”推广开来。

　　辉煌延续至1988年，张兴让已然成为新的改革偶像，每天收到数十上百封信件，多数讨教经验，也有支持称赞，还有不少骂名，埋怨他：“满负荷”让过去的悠闲日子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