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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帮助推动这项研究的潘特兰说，手机可以让人们知道一些东西。人们可以像上帝俯视人类一样，观察自身的行为举动。

　　到目前为止，这些研究所触及的还只是人类复杂性的表层。研究人员已经在探索通过手机收集得来的信息去改善公共健康、城市规划以及市场行销的方法。与此同时，研究者认为他们的发现暗示出人类交流的基本规律，而这对于人们的隐私观念提出了新的挑战。

　　印第安那大学(Indiana University)从事复杂网路研究的专家博伦(Johan Bollen)说，我们一直认为个体是无法预知的。这些（行为方面的）规律让系统能够比我们自己更好地去了解每一个个体。

　　如今，全世界有将近四分之三的人在使用手机。人们的这种行为催生出了庞大的商业数据库，从这些数据库中可以得知我们是如何在权力、金钱、爱以及信任的关系网中协调自身的。通过这些模式，研究人员可以透过个体的差异看到我们共有的行为方式。

　　作为一种实地研究工具，手机的特点是独一无二的。与传统的固定电话不同，一部行动电话通常只为一个人所用，而且它在一天当中会一直跟着这个人。手机公司在追踪一部手机位置的同时（部分原因是为了将手机连接到最近的手机信号塔）通常还会追踪这部手机的通话时间、通话时长以及使用者的帐单地址。

　　一般来说，手机能够记录呼叫数据、短信活动、搜索要求以及上网活动。许多智能手机还配备了感测器，这些感测器可以记录使用者的活动情况、感应到手机正在与其他携带手机的人接近、检测光线亮度、拍摄照片或是录制视频。智能手机常常还配备有指南针、陀螺仪和加速计用来感应旋转以及方位。

　　统计学、心理学和社交网路科学的进步为研究者提供了工具用以发现那些太过细微以至于用其他方式无法察觉的人类行为模式。在位于波士顿的东北大学(Northeastern University)，网路物理学家们通过研究10万名欧洲手机用户的旅行习惯发现，人类的行为是具有可预知性的。

　　对超过1600万个通话日期、通话时间以及通话地点的记录进行分析后，研究人员断定，总体来看人类的行为似乎遵循着一种精确的模式。这些科学家说，只要有关于以往行为的足够信息，他们就可以预测某个人今后的行踪，准确率达到93.6%。

　　这一模式既适用于居家型人群，也适用于经常出行的人，而且不受手机使用者的年龄和性别的影响。

　　该实验的领导者、东北大学物理学家巴拉巴斯(Albert-Laszlo Barabasi)说，在我们看来，人类就像是在空间里活动的微小粒子，彼此时不时进行着交流。我们将社会变成了一间实验室，在这里人们的行为可以得到客观的追踪。

　　学术人员最近才有机会得以研究商业手机的相关数据。研究人员说，直到最近，多数手机供应商几乎仍未意识到可以从自身拥有的数据中探究社交关系。而今这种情况正在变化，尽管隐私方面的法规对企业能够共用数据的方式有着限制。

　　最近，欧洲和非洲的一些手机公司提供了大量的通话记录以用于科研用途，人名和个人数据则被略去。

　　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医学社会学家克里斯塔基斯(Nicholas Christakis)说，对科研用途来说，我们不关心这些人是谁。克里斯塔基斯正利用手机数据来研究疾病、行为和思想是如何在社交网路中传播的，进而研究公司可以怎样利用这些关系网去影响药物行销和医疗决定。

　　他的研究专注于“社会传染”这一概念是说我们与身边之人的关系有时候会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对我们的行为产生重大影响，而这种人际关系很容易在使用手机的过程中得以体现。例如，按照他的计算，肥胖是可以传染的，孤独感也是。

　　虽然手机数据中并没有透露使用者姓名，但当它们与其他数据联系在一起时却可以泄露一些个人信息。最近德国的一桩诉讼就让人们看到了常规手机追踪所引发的不寻常一幕。绿 政治家斯皮茨(Malte Spitz)控告德国电信(Deutsche Telekom)偷窥其个人记录，这也是斯皮茨为强调隐私问题而采取的行动之一。

　　根据斯皮茨3月份公布的数据，德国电信在六个月时间中记录他所在位置的次数超过了3.5万次。通过将手机数据和公共记录的结合，新闻网站Zeit Online重现了几个月来斯皮茨每天的出行线路。

　　最近，有消息称苹果公司的iPhone手机会自动保存手机在以往数月中的位置记录，引发了人们对于隐私的担忧。《华尔街日报》近日报导，苹果公司和谷歌（安卓(Android)操作系统就是谷歌生产的）做的还不仅仅是这些，实际上两家公司还从它们的智能手机那里收集位置信息。对一部安卓手机进行的测试显示，它每隔几秒记录一次地点信息，并且以每小时数次的频率向谷歌传回这些数据。

　　谷歌和苹果说，用户手机传回的这些数据是匿名的，而且用户可以关闭位置共用功能。

　　新墨西哥州圣菲研究所(Santa Fe Institute)的研究人员伊格尔(Nathan Eagle)说，我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将人们的活动进行量化，这在以往是无法实现的。我认为这些分组数据并不是谁都能解读的。伊格尔与80个国家的220家手机公司有着合作，其规模最大的单次研究数据组涵盖了拉丁美洲、非洲和欧洲的5亿人口。

　　作为研究工作的内容之一，伊格尔利用这些数据去评估贫民窟对于激发一座城市的经济活力能起到怎样的催化作用。简单地说，贫民窟为创业活动提供的机会超过了人们此前的理解。他说，贫民窟是一块经济跳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