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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泰罗及其同道在科学管理时代的思想意义，本刊在过去的相关栏目中已经有比较详尽的介绍，这里不再赘述。雷恩的著作在这方面值得称道的是，他写出了泰罗他们的思想场景，写出了科学管理得以产生发展的时代因素和社会因素。对于泰罗本人，雷恩不仅全面介绍了从工时研究到职能工长的管理研究，而且对泰罗本人的性格和为人有着栩栩如生的描述。尤其是在国会关于沃特敦兵工厂罢工案的听证会上泰罗的表现，雷恩大段引用了听证记录，引用了著名记者、评论人和大众媒体对泰罗的评价，以这种方式说明泰罗的人品与性格。他借用揭发美孚丑闻的塔贝尔（Ida M. Tarbell）的话说：“在这个国家，最堂堂正正的人就是泰罗先生，他心甘情愿地承受着工会领导、国会议员以及调查人员出于误解、怀疑或者恶意的各种诘问和诱迫。”类似的场景描写，不是虚构的小说家言，而是有着充分史料、多重证据的情境还原，能够使读者对泰罗的思想产生感同身受的认知，即产生历史学所强调的“同情的理解”和“了解的同情”。

　　当然，作为学术思想，如果仅仅有“同情的理解”，就有可能产生过分溢美。所以，雷恩对泰罗的评价，立足于这种理解但不限于这种理解。作为一个史学家，雷恩擅长于质疑和追问。例如，关于泰罗在宣传科学管理中多次讲述的“搬运生铁”案例，雷恩就进行了史学的爬梳和考证。他最少引用了6位研究者的不同研究结论，而且转引了大量档案资料，从不同角度还原这一案例。根据雷恩的还原，搬运生铁案例中的“施密特”真名叫做亨利·诺尔，不是一个人而是三个人共同进行实验，相关案例的记载并不完全准确，从事这项研究的是吉莱斯皮（James Gillespie）和沃利（Hartley C. Wolle）。尽管吉莱斯皮是工时研究的行家，但在搬运生铁中，他们二人的研究并不像后来说的那样细致，而是选取了10名最优秀的工人采用以最快速度突击的做法，寻找工作定额的极限。第一天工人搬运了75吨（原来每天搬运12.5吨），但确实累得筋疲力尽。于是，两位研究者留出休息和耽误时间，把定额确定为每天40吨。后来广为流传的搬运生铁案例，其中有很多说法不一致，所以，这是一个“经过加工润色的案例”。而这个案例的广泛传播，用意不在于精确、科学地介绍实验本身，而在于说明科学管理的潜在效益。换句话说，“施密特的传说”不是精确的搬运生铁案例分析，而是为了唤起公众对科学管理的兴趣。雷恩恰如其分地指出：“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中更多的是鼓吹而不是事实，所以它在思想上的革命性更胜于它的科学性。”正如埃默森在东部铁路运费的听证会上所做的著名证言那样，埃默森声称：只要铁路公司应用科学管理，就可以每天节约100万美元，根本不需要提高运费。雷恩考证的结论是：埃默森的证言忽略了铁路公司的差异，缺乏精确性，还有“装样子”的嫌疑，其目的是制造轰动效应。然而，正是埃默森的说法，引起了大众和媒体对科学管理的关注。这一点，在后人评价泰罗制时值得深思。许多人在评论泰罗制时都把精力过多地放在它的技术层面，强调它的科学性，而不同程度地忽视了它的“思想革命”，雷恩对此有所矫正。

　　即便是泰罗影响最大的《科学管理原理》一书，也不是泰罗一个人完成的，而是同库克（Morris L. Cooke）合著的。1978年，雷吉（Charles D. Wrege）和斯多卡（Anne M. Stotka）在《管理学会评论》（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上发表文章《库克创造了经典：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背后的故事》（Cooke Creates a Classic: The Story Behind F. W. Taylor's Principle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尖锐地指出，这本经典名著是库克撰写的，泰罗“在别人的著作上署上了自己的名字”。对这么严峻的指控，雷恩并不是简单地引用雷吉和斯多卡的结论，也不是因袭旧说而无视新的研究进展，而是在他的著作修订版中以史学家的严谨做了详细的考证。根据相关的资料，可以确定，《科学管理原理》一书的最初构想，源于泰罗1907年7月4日做的一次演讲（波士里讲话），库克拿到由速记员记录的演讲稿，告诉泰罗，他打算以这篇讲话为基础，扩展写一本书介绍泰罗制，初拟书名为《工业管理》，但这个书稿后来并没有由库克自己署名出版，而是变为《科学管理原理》的初稿。在写这本书时，库克同泰罗有通信交流，把原来62页的泰罗演讲记录改写为31页，增加了43页来自其他资料的内容。在库克的手稿中，有这样的记载：“这一章（第二章）大部分都是泰罗先生在复述他在发展科学管理时的个人经历，因此，这就像他亲自所著一样。”库克告诉泰罗，他愿意放弃《工业管理》一书的收益；而泰罗的回答是，《科学管理原理》的所有版税都交给库克。根据出版这本书的哈珀兄弟出版社的档案记录，从1911年7月该书出版到1913年底，出版社共付给库克版税3207.05美元（当时库克作为泰罗的学生，每年通过泰罗得到的咨询收益约为5万美元）。参照这些资料，雷恩断定，在《科学管理原理》一书的版权上，库克与泰罗是合作性质，版税给库克是二人的约定。这样的考证，使人们对这本经典的来龙去脉能够得到更准确的了解。

　　科学管理时代的一大特色是群星灿烂，为科学管理做出重大贡献的人物数不胜数，几乎每个人都有着或者奇特、或者生动的故事。雷恩不仅写出了造就这一群体的社会背景和政治经济环境，而且写出了这一群体的人际交往和相互关系，尤其是对相关人员的个人性格、工作特点、研究偏好及其学术贡献，都有不同程度的揭示。在雷恩的笔下，卡尔·巴思的正统，他近乎崇拜式的“拒绝对泰罗的规则做任何修改”，使他对泰罗的理解最彻底，同时也限制了他在管理思想上超越泰罗的可能。而长期同泰罗合作的甘特，二人的共同兴趣以及各自对对方的敬佩，同时又在观念上和方法上的分歧冲突，使他们的合作取得了突出的学术进展，也使甘特能够偏离泰罗的方法倾向而把研究的重点转移到人性和社会问题上，最后转向政治和经济改革研究。

　　雷恩用笔墨较多的，是吉尔布雷斯夫妇与泰罗的关系研究。作为在建筑行业独立发展起一套科学管理方法的弗兰克·吉尔布雷斯和研究管理心理学的妻子莉莲·吉尔布雷斯，在动作研究上占据了领先地位。这一研究的目的，同泰罗主持的工时研究不谋而合。但是，在这一研究的方法上，两人产生了严重分歧。两人一位强调动作，一位强调工时。吉尔布雷斯认为，动作研究的本质是寻找最合理的工作方法及其方法组合，而泰罗则认为，工时研究必须以动作时间为基准，离开时间研究动作就没有意义。吉尔布雷斯为此发明了专用的摄影设备，而泰罗则把秒表运用得出神入化。为了使泰罗能够接受自己的想法，吉尔布雷斯把自己发明的可以从三个不同维度测量动作的设备作为礼物赠送给泰罗，而泰罗拒绝了这一礼物。但是，两人的共同理想抑制了他们的分歧，泰罗在《科学管理原理》中用了很大篇幅介绍吉尔布雷斯的砌砖动作研究，并委派吉尔布雷斯在相关会议上讲述泰罗制；吉尔布雷斯也对泰罗的研究高度肯定并广为宣传，写了《科学管理入门》，并成为科学管理促进会的发起人（泰罗去世后，这个组织改名为泰罗协会）。但是，两人后来的关系，因为一名与吉尔布雷斯一道为德国一个公司提供咨询的合作者因素开始变化，因为这名合作者的提议，泰罗派哈撒韦替换了吉尔布雷斯。从此，吉尔布雷斯开始远离泰罗。1921年，吉尔布雷斯在《泰罗协会公报》上发表文章，批评泰罗的追随者巴思等人，指责他们继续倡导工时研究是为了推销测时工具和图书，认为工时研究并不精确科学，而动作研究才是正确的方法。由此，吉尔布雷斯同泰罗追随者的裂痕越来越大，形成派系之争。到弗兰克去世后，1928年，莉莲·吉尔布雷斯专门写了《工时研究与动作研究的关系》（The Relations of Time and Motion Study）一文，说明二者的互补性和一致性，弥补了两位已逝者的裂痕，消解了两派追随者的分歧。这种考证叙述，在有些学者看来可能觉得无关紧要，但是正是这样的细节追究，才能使后人弄清楚管理思想发展过程中的演变因素。

　　在科学管理时代这一部分，雷恩还专章介绍评论了两位重量级的思想家法约尔和韦伯。本刊曾经对这两位大师有过专门介绍，但原来对法约尔的介绍不够全面，而且雷恩在《管理思想史》新版中也对此进行了修改，所以有必要在这里对法约尔的思想略作评述。

　　法约尔作为一名由地质工程师起步的管理学家，在法国的科芒特里－福尚堡矿业公司（The Company Commentry-Fourchambault）一直从事高层管理工作，担任了30年总经理职务。他出任总经理时，公司财务已极度困难，自1885年起就没有分发红利，在福尚堡（Fourchambault）和蒙吕松（Montlucon）的钢铁厂出现亏损，在科芒特里和蒙特维克的煤矿已经枯竭，公司总体濒临破产边缘。在这种情况下，法约尔凭借自己的经验和胆识，开始对公司经营进行全盘改革。他调整公司的产能布局，关闭并出售了福尚堡的钢铁厂，保留了蒙吕松的高炉，在因瓦合金（一种铁镍合金，以近于零膨胀系数而形成特殊用途，主要用于制造钟表游丝和测量工具，因法文Invar得名）上取得了技术领先地位。针对科芒特里煤源的枯竭，他主持购进了布雷萨卡矿井和德卡斯维尔（Decazeville）矿井，很快就扭转了局势。到1900年，原来阴霾密布的公司绽露出明媚的阳光。按照雷恩的说法，法约尔是最早用并购方式扩展公司能力、重新进行战略定位、并以特种钢取得竞争优势的战略管理先驱。科芒堡德公司在法约尔的主持下，终于重新步入兴旺发达的境界。到20世纪初，这个公司已经是法国财力最雄厚的公司之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这个公司为法国作出了举足轻重的贡献。后来，这个公司成为法国中部最大的采矿和冶金联合公司—克勒佐－卢瓦尔公司（Creusot-Loire）的一个组成部分。

　　雷恩在介绍法约尔时强调，在一个人活着的时候，历史很难对他的贡献做出全面的估量，他们的墓志铭往往太过草率和粗浅，以至于后来的岁月里人们要不断补充对他们的欣赏和钦佩。法约尔就是这样一位为管理学作出了不可磨灭贡献的伟人，他的贡献直到他逝世几十年之后才得到全面的评价。法约尔的基本思想，立足于管理知识的系统性。他认为，可以从回答管理是什么和管理者应该怎么做这两个问题入手，构建一个全面的知识体系。对前者的回答，使他提出了五大管理要素；对后者的回答，使他提出了十四条管理原则。法约尔对五种管理要素的总结和概括，形成了此后管理学研究的基本范式。后来的众多管理学家，孜孜不倦地探讨管理学的理论框架，法约尔框架始终是引导学界的主流。尽管用语在不断变化，法约尔提出的偏重于客观描述的“要素”一词和偏重于主观判断的“原则”一词，也逐渐被更侧重于管理行为的“职能”一词所取代，但是，法约尔的基本思想不但没有被放弃，而且被发扬光大。可以说，法约尔的基本思想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

　　如果说，法约尔的五要素说是一种体系化的构建，那么，法约尔的十四条原则，就渗透着他从切身经验提炼出来的管理洞见。这十四条原则，没有从事过管理实践的人可能会觉得平淡无奇，但经过实践磕碰的经理人员，却有可能觉得相见恨晚。没有“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功夫，是总结不出这十四条原则的。比如，法约尔关于权力与责任之间孪生关系的论述，关于承担责任的制度安排与道德约束之间微妙关系的感悟，充分表现出一位饱经风霜的“过来人”的亲身体验。在论及“秩序”时，他对形式上的秩序和实质上的秩序区分之强调，所针对的正是最常见的现实偏差。即便是后来人们争议极大的命令统一原则，也充满着来自实践的真知。赋予法约尔理论生命力的，就是他特有的问题意识。尽管他的理论构架存在缺陷，后人也指出了其理论的不完整和不全面，但是，他的全部理论，都鲜明地突出了问题指向。他渴望的是对管理实践的改善和发展，而并不追求在学术领域扬名。也许，这可以解释他为什么孜孜不倦地进行管理知识的普及和推广，却一直未能完成计划中要写出来的后续书稿。在法约尔之后，沿着他开辟的道路不断深化的学者比比皆是，形成了管理学领域的主流学派—管理过程学派，而且这一学派至今保留着以经验科学为基础进行学科建构的特色。

　　在科学管理的作用与影响方面，雷恩引用了大量数据，令人信服地说明了科学管理对美国经济的推进作用。根据雷恩的论证，美国在科学管理时期，经济总量猛增，工人的工资翻番，劳动时间在不断减少，工会的作用、工人的福利以及早期的人事管理，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尤其是在科学管理的国际传播方面，雷恩详尽论证了科学管理在法国。英国、德国、日本的推广情况，特别是苏维埃俄国对泰罗制的学习和应用，充分反映了泰罗制与计划经济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