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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我们湖北人缺少那种做生意的冒险精神和拼搏的勇气。我有一个温州朋友跟我说，湖北人跟温洲人和福建人如果做同一件生意，第一年如果大家都赚了十万块钱，第二年，湖北人会存五万，只拿赚的五万去做生意，而温州人或福建人会拿全部十万，再找朋友借十万。用二十万做生意。第三年，湖北人赚了五万，而温州人己经赚了四十万。也就是说，温州人做生意敢赌、敢拼、敢冒险。第三年，温州人己经到了上百万的规模，湖北人还是几万的规模，大家都己经不在同一个极别了，所以本来是同时起步，但是往往竟争不赢。
        温州人做生意的规模是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而湖北人小富即安，一方面不想担太大的风险，二方面赚了钱要马上花钱亨受或置业。这是从速度上又输给了别人。
        第二，湖北人不抱团。在外地做生意，首先和自己人竟争，我家小区旁边有个市场，有次看见两个杂货店的老板娘吵的不可开交，而且骂对方骂的极为难听，感觉如果不是有“杀父之怨仇”很难骂得那样“精彩”。一了解才知道，这两个人都是武汉黄陂人，而且都是同一镇上的。因为两家店开的比较近，做的又是同样的生意，所以平时就有些不和。一有风吹草动，自然就“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成熊熊大火。
        湖北人善于打“内战”，和自己人打很在行，和外地人竟争就很“外行”。这就像一个家庭里面的几个弟兄，在外面经常被人打的鼻青脸肿也不敢发半句劳骚，仿佛低人一等一样，但是一旦回到家里，对自己的兄弟姐妹甚至父母下手就无所不用其极。而温州人对自己的兄弟姐妹是极为支援的，他们很少自己人跟自己人打价格战。对自己人也不用很低级的手段，即使同行之间，也经常互相交流经验，遇到对方有资金难题，往往会慷慨相助。
        第三，湖北是渔米之乡，过于安逸；
        康熙皇帝在家训中，引用了《国语》中的一段话说起。他说：“夫民劳则思，思则善心生；逸则淫，淫则忘善，忘善则恶心生。活土之民不材，淫也；脊土之民莫不向义，劳也。”大义是说：土地过于肥沃的土地上的人们都没有什么材艺。
        湖北是有名的渔米之乡，良田和湖泊众多，也不像华北地区常年干旱，缺少雨水。所以不用过多的为食物担心。反观温州人，当年因为人多地少。所以一遇灾慌就纷纷外出谋生。看完温州人的创业史不难发现，他们是被逼出来的。湖北人坐在哪里什么都不干，最多是穷一点，在周围人眼里没有面子，不至于像温州人如果不出去闯，坐在家里等就会被饿死。
这就是像今天很多富二代一样，因为父母创造的基础太好。所以自己就没有主动去创新和学习的愿望。反正这辈子不奋斗也可以啃父母的老本，活的不错。所以，从方面来看，是因为我们的生活太安逸了，所以失去了强烈的进取心。
        第四，湖北人过于精明
        记得有位国家领导人在九十年视察湖北时，曾经说湖北人是“醒得早，起得晚”。湖北人脑子灵活，本来是好事。但这点优势除了在应试教育中能拿个高分，真的是再也看不出有其它的好处。
        任何人都不想和精精计较的人做生意，因为他们算得太清楚了，没有给对方留一点利润空间。甚至交朋友也不愿意和耍小聪明的人在一起。精明的人往往过于敏感，给人的感觉是完全不顾及对方。很多成功的企业家之所以朋友们愿意帮助他，是因为他每赚一笔钱，他都会让他的对手和他赚同样多的钱。这样对方下次还会给他赚钱的机会，而精明的人往往做的生意都是“一锤子买卖”，不图下次。赚一点是一点。
        真正的高手往往“大智若愚”，朴实或者看起来有点傻的人为什么更有福像？因为大家更愿意把机会给他，第一这个人不会忘恩负义，会懂得回报；第二是“傻瓜”让人更有安全感，他们不会因为利益而不择手段，用低级的下三滥手法。
        第五，码头思维
        所谓码头思维，因为码头是人家来拜码头嘛，就是人求我，但我不会主动求人。湖北人总感觉做生意求人是件很不好意思的事，所以不够主动。往往喜欢等机会上门。而全球化的今天，我们还在用农业社会的思维考虑问题，以前我们说机会只给有准备的人，而今天我们说机会只会给主动的人。
        套用我经常在培训中说的一句话“人生只有走出去的美丽，没有等出来的辉煌！”为什么鲜花总是会插在牛粪上？因为帅哥总认为自己的条件很好，所以一直在等机会，等美女主动来找他。结果美女也是这样想的，最后没有耐心，就把机会留给了那个看起来有点傻的老实人。
        今天，湖北人有最好的区位优势——九省通衢；人才优势——高校林立；况且人杰地灵。现在如果不借国家的中部崛起的战略机会迅速发展，下一个机会，不知会在何时？机会不等人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