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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教主义的清教徒对美食没有什么大的追求，因为工业化和城市化迅速发展而产生的美式快餐文化，不仅兴起在美国，而且横扫了全世界。快餐不仅是一种吃食，更是一种生活方式，思考的方式，一种社会文化。尽管我们大大小小的城市也都有麦当劳或肯德基，但美国的快餐文化的内涵不是在国内看看本地的快餐店就能完全明白的。
 
        美国的快餐业Drive through是一个特色，就是顾客坐在车里沿着快餐店开一圈，完成订餐和取餐的过程，很多drive through的店里几乎没有坐下用餐的空间，无论汉堡店、三明治还是匹萨饼店都是如此。另一个特色就是外卖，吃饭的时间已经压缩到不能或不愿在店里用餐了。中餐的外卖多数就是炒面或者炒饭，西式的大概是匹萨饼，更不用说美国人家里吃多少半成品了。做饭的时间越来越短，吃饭的速度越来越快，对葡萄酒从来就不是一个好消息。 
 
        葡萄酒是那种在餐桌上需要有足够的时间和放松才能享用的饮料。我在法国昂热工作的时候，学校的餐厅午餐可以选择葡萄酒，如果中午不是太忙可以叫上一杯，同事边吃边聊，一顿午餐从12：30开始，到下午2：00结束，不会有人觉得怪异。我在美国工作的时候，是在一个中西部的小镇，按说节奏应该慢些，但就这么一个偏僻的地方，校区所有的人午餐都是吃得急急的，没有餐厅，大家各自带便当盒了事，也就别指望有酒喝了，尽管办公室旁边就是学校自己的小酒厂。
 
        想想美国葡萄酒的际遇可能比中国葡萄酒还差，我们这里至少政府还是鼓励的，人民不仅把吃喝当回事，而且有天生的不懈追求。虽然菜系众多，菜肴一上一桌子，没法搞酒与菜一夫一妻制的搭配；虽然饭桌上闹闹哄哄，你方敬罢，我登场，难得安静地享受美酒与美食，但葡萄酒的“基本面”还是颇值得我们庆幸的。
 
        咱古人的智慧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有了困难才会想办法，才能进步。美国葡萄酒恰恰是在“逆”境中几经曲折，发展壮大的。在禁酒的岁月里，禁酒令仍然允许为了宗教的需要以及自用的目的而酿酒，每个家庭最多每年可以酿200加仑（约757升）的葡萄酒自用。加州的酿酒葡萄栽培就在这样的夹缝中顽强生存着。当年罗伯特·蒙大维（Robert Mondavi）的家族还住在明尼苏达，他父亲就帮明尼苏达的意大利裔亲朋好友从加州的Lodi县买原料葡萄，一来二去全家迁到加州，才开始了家族在加州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