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当前的物价上涨相关行业

2007-08-15 09:55 热度:

中国新闻名专栏

  话题缘起 猪肉涨价了,方便面、快餐、洗涤用品也涨价了,随着越来越多的食品、日用品加入到涨价的行列,人们疑虑接下来是是否还会有更多的商品涨价。最近几个月,我国食品类价格出现了较明显的上涨,受食品价格快速攀升影响,7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同比上涨5.6%,1—7月累计,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3.5%。
 
 
 
我省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2.1%,虽然涨幅居全国倒数第三,但食品类价格上涨也较明显。物价上涨已经成为当前举国上下关注的焦点。党中央、国务院对此高度重视视,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各地也已积极跟进,一些问题正在得到缓解。广东省物价局近日已发出了《关于加强猪肉等副食品价格监管努力力保持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的通知》,出台8项措施,加强对猪肉等副食品价格的监管和调控。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当前的物价上涨?当前的物价上涨是局部性的还是全面性的?会否引发全面的通货膨胀?我们特约专家进行分析。敬请垂注。

  成本与货币因素综合作用导致物价上涨

  刘金山

  物价上涨源自两个方面:成本上升与货币量增多。在开放经济中,成本上升与货币量增多,既有国内因素,也有国际因素的影响。当前我国物价上涨是国内经济发展中供求变化的自组织机制与国际传导机制综合作用的结果。

  物价上涨的成本机制

  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价格上涨的冲动,这源于资源稀缺性导致的成本上升:原材料与生产要素的价格上升。如果技术进步能缓解成本上升压力,产品价格就会趋于平稳,甚至下降;否则,价格必然会上涨。

  我国食品类价格占CPI比重为34%,其价格持续快速上涨成为物价上涨的主导因素。食品类价格上涨主要是供求关系决定的。我国工业化进程和消费升级,需要大量的谷类、肉禽蛋类等产品作为生产的中间产品或最终消费品,但是供给却没能跟上。以猪肉为例,由于专业化养殖相对薄弱而难以发挥规模效应;2006年以前肉价低而饲料价格高导致的市场风险;预防机制欠缺而猪蓝耳病等疾病频发导致的自然风险,农户理性地选择“用脚投票”(放弃养猪),加上猪肉生产具周期性,导致目前猪肉供应紧张,价格高企。这是我国农业技术进步不足、风险化解机制薄弱的必然结果。

  以谷类为原料的食品价格上涨,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国际石油价格上涨。石油价格上涨使运行在“汽车轮子”上的发达国家和处于工业化进程中需消耗大量能源的发展中国家都备受压力,生物能源替代传统能源成为一种趋势。生物能源需要大量的粮食,汽车油箱与居民餐桌争夺的结果是谷类价格上涨。除非技术进步能消解这一矛盾,否则,争夺仍将继续。目前国际粮食(期货)价格对国内粮价有着重要影响。谷类价格上涨,方便面、牛奶、酒等产品价格上涨就是一种自然的市场反应了。食品类价格的示范效应,也会导致相关企业(即使能消解成本压力)提高价格。

  居民消费价格上涨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资源类初级产品价格的传导。一方面,我国工业的重型化和房地产等投资过旺,对资源类产品产生了巨大的需求;另一方面,我国资源类产品定价扭曲,随着市场化程度提高,定价机制逐步得到纠正,必然释放价格上涨的冲动。这样,上游价格的上涨,经过传导,必然导致下游价格上涨。

  物价上涨的货币机制

  物价上涨的通俗解释是,太多的货币追逐太少的商品。当前我国流动性过剩,主要源自三个方面。

  一是经济增长的收入效应。我国经济高增长、低通胀的格局已维持多年,经济增长的结果是支付能力的提高,必然导致物价一定程度的上升,否则生产者就无法从经济增长中获益而导致供给紧张。目前的物价上涨是近几年连续超过10%的经济增长所累积的收入效应的正常释放。

  二是资产价格上升的财富效应。消费升级产生对“住”的巨大需求,各类炒房团的投机行为与示范效应,引起楼市火爆,累积了一定的财富效应。股指的持续快速上升,改变了居民的收入结构,财产性收入比重上升。资产价格积累的财富效应会在一定程度上释放为消费价格上升。

  三是境外资金非正常流入的关联效应。2003年以来,人民币升值预期导致国际游资以各种途径(如虚假贸易)涌入中国,典型的表现是外汇储备非正常增长,这些资金是谋求楼市、股市与汇市的多赢,主要追逐资产价格。但这些资金会产生关联效应,如财富效应、示范效应、资金宽松的投资效应,经过一定累积释放为商品价格上涨。而且,当资产价格高到一定价位时,部分热钱会回流商品市场避险,引起商品价格上升。

  面对成本与货币的国内外因素综合作用的物价上涨,决策者需要理顺价格的分配效应。抑制流动性过剩的境外因素,防止物价上涨的收益过度流失,这是货币政策亟需关注的。针对供求关系所致的价格上涨,除非在紧急情况下(如非典、灾害),政府不应过度干预,而应采取生产补贴或消费补贴的方式,使多方承担与化解价格风险。

  作者系暨南大学经济学系主任、副教授

  从发展生产这个根本上解决问题

  文武汉

  从当前物价形势的特点看,广东及全国今年上半年的CPI上涨,主要是由于猪价过高的上涨,进而带动相关食品价格上涨的结果。这种涨价同以往历次的通货膨胀的性质是不同的。

  市场价格事关民生大事,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基础,市场供求不正常引起价格波动,牵动到经济社会安全运行的大局,关系到科学发展观的落实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的全局。当前突出的任务,要抓好生猪、食品生产供应,保持合理的价格水平,满足消费需求,增加农民收入,促进经济协调发展。对此,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温总理多次亲自到基层调研并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国务院三令五申要求解决好由猪价上涨引起食品价格上涨过大的问题。同时国家各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接连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现在都在落实当中。我想只要从实际出发,真正采取具体的、针对性强的措施,就可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第一,要把防治猪蓝耳病疫的任务放在首位,层层落实。只有在平息猪疫情的基础上,消除猪农的恐慌心理,恢复养猪的信心,才能保持住生猪现有存栏量,才能发挥国家政策措施的作用,不断增加猪苗,扩充存栏量,从发展生产这个根本上解决问题。

  第二,要明确解决猪源问题起码要一年以上的时间,在此前提下落实“菜篮子”工程。要把解决问题的应急措施和建立长效机制有机结合起来,在猪病疫情平息前,各级地方政府要集中力量大力发展禽蛋、水产养殖业,发挥国家出台的政策措施作用,从建立长效机制上促进生猪产业的发展。

  第三,适当进口部分需求迫切的肉类和饲料原料。这次猪价上涨是带动食品价格上涨的龙头,这在短期内很难得到解决。为此,要发挥我国外贸优势的作用,适当进口部分需求迫切的肉类和饲料原料,从增加供应上解决燃眉之急。这一来可以增加供应,稳定市场,维持食品价格的相对稳定,同时又能缓解目前存在的外贸顺差过大的矛盾。

  第四,各级政府价格部门对市场价格的监管和价格执法要加大力度。一是可在总结粮食最低收购价经验的基础上,对生猪也实行最低收购价政策,从收购价上维护猪农的合法权益,并在收购价基础上,对生猪的流通和猪肉的批发、零售各环节实行合理的差率调控制度;二是依法规范市场价格行为,维护价格公平竞争,对市场上各种趁机合谋涨价,实行价格联盟、行业统一涨价,捏造、散布涨价信息,囤积居奇、借机哄抬价格等扰乱市场价格秩序、损害群众利益的经营者,要依法查处,从价格执法上维护市场价格的正常运行;三是进一步建立健全食品价格调节基金制度,更好地发挥价格调节基金在维护食品价格正常运行中的作用;四要多做正面教育引导,发挥社会力量参与市场价格监管,共同维护市场价格秩序。例如最近在广东省物价局引导下,省价格协会和省食品协会等11家行会共同组织发起强化食品价格监管、恪守诚信、经营者内部消化成本压力,维护价格相对稳定的倡议,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创新。

  作者系广东经济学会副会长、广东省价格协会副会长、研究员

  引发全面通胀的可能性不大

  谭炳才

  由食品类尤其是猪肉涨价带动的物价上涨,是食品有效供给不足所致,是正常的市场价格波动

  在西方,由于GDP、投资与通胀具有关联性,因而多以通胀率作为衡量经济是否过热的标准。而我国国情不同,GDP、投资和通胀之间的变动没有一致性,因而增加了判断的难度,容易产生意见分歧。到目前为止,我依然认为目前中国经济发展是健康的、理性的,近年还会继续保持持续、稳定、健康的增长。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判断?由于我国的统计与国际统计的差异,因而判断经济的冷热不能光看几个统计数字,在中国更要看重生活、生产的实际。经济高增长,但没有引发通货膨胀,这样的增长是健康、理性的,无须担忧;经济高增长,但导致了居民的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平整体下降,影响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样的增长是过热的,要予以防止。今年1—6月,我国GDP和CPI分别达到11.5%和3.2%,经济增长速度比以往几年都快,也引发了物价的上涨。近期以粮食和农副产品为主带动的涨价既有国际市场价格上涨的原因,也有受到生产成本上升和供求结构失衡的影响,但主要是食品类尤其是猪肉涨价带动,是食品的有效供给不足所致,完全是正常的市场价格波动,符合市场规律。当前,经过29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市场化程度日益提高,中央政府驾驭市场经济大局的能力和水平大大提高,完全可以通过宏观调控平抑物价上涨,经济陷入恶性危机引发通胀的可能性不大。这可从最近中央决策层出台的控制流动性过剩、控制猪肉涨价、增加对弱势人群的补贴等一系列调控政策得到充分证明。估计下半年物价涨幅会缓慢回落,猪肉价格上涨的压力会在明年上半年得到缓解。

  我省CPI涨幅居全国倒数第3位,经济发展没有过热现象

  一般认为,物价上升的比例在10%以内属于温和的通货膨胀,物价指数只要控制在3%以内,就不会出现经济过热现象。按照这一标准来衡量,与全国相比,我省物价上涨总体水平比全国低得多,物价温和上涨,涨幅在居民可承受的3%范围之内,没有出现经济过热的现象。今年1—6月,我国GDP同比增长11.5%,CPI达到3.2%,比去年同期增加1.9个百分点,其中6月份CPI同比上涨4.4%。上半年,我省生产总值比上年同期增长14.3%,CPI达到2.1%,同比上涨0.4%,GDP增长高于全国2.8个百分点,而CPI低于全国1.1个百分点,CPI涨幅居全国倒数第3位。

  分析我省这一轮涨价的原因,主要由食品类和商品房价格上涨较快所带动,属于需求拉动型和成本推动型共同作用的结果。

  积极稳妥应对价格波动的关键是增加有效供给

  保持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是当前最重要的宏观调控目标。其关键是发展生产,增加有效供给,及时解决粮食和副食品生产、供应、价格方面出现的问题,以缓和供需矛盾。当前,国务院高度重视物价波动问题,已在加强农资价格监管、扶持生猪生产、落实粮食最低收购价格、增加对低收入人群和大学生补贴等方面作了统一部署,我省根据中央精神已作了全面布置落实,尤其是今年7月10日广东省物价局等五局(厅)及时出台的《关于印发广东省主要粮食价格应急干预预案的通知》,以及省价格协会等11家行会承诺不哄抬物价,都是针对性极强、收效非常明显的重大的举措,一方面充分反映了我省驾驭经济大局的能力,另一方面反映了我省市场经济成熟度高,市民具备抗击市场风险能力的良好素质。这些有力措施的出台,将大大促进我省物价下落。预计,下半年我省经济将继续维持高增长、低通胀的又好又快的发展势头。

  作者系广东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宏观处处长

  当前的物价上涨属于结构性上涨

  刘志铭

  物价上涨已经成为当下举国关注的焦点。继上半年肉价上涨之后,方便面、豆制品、食用油和快餐业相继提价,一些行业协会也跃跃欲试,欲作涨价联盟推手,伺机提高本行业产品价格。从我国去年以来的物价走势来看,我们的确已走在通货膨胀的边缘,遏制经济由偏快转向过热也成为共识。当前的物价上涨是局部性的还是全面性的呢?通胀的隐忧来自何处?如何从根本上化解长期通胀的压力?这需要我们理性地分析。

  当前的物价上涨属于结构性上涨,具有生产要素成本推动型和国际传导的特征

  仔细观察今年以来的物价上涨,发现有一个明显的特点,那就是涨价商品主要集中在“吃”这一方面,并突出表现在粮食、肉禽及制品、蛋类等食品价格快速上扬。

  就构成此次价格上涨核心的食品价格来看,在很多人看来具有偶然性或周期性因素,但既然已形成席卷全国之势,必然存在一些深层次的因素。与2004年粮食减产引起供给突发性缺乏造成的粮价上涨不同,此次食品价格的普遍上涨首先源于要素相对收益率变动引起的供求条件的变化。

  具体来说,我国当前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浪潮引发了非农产业和制造业要素相对收益率提高,诱使土地、资金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从传统的农业部门向现代工业和城市部门转移,并引起土地、资金和劳动在传统农业部门相对减少,而全球流动性过剩及我国制造业的低成本优势使国际市场对我国制造品的需求强劲,加剧了要素收益率的这种变动。从这一点上来说,此次食品价格上升具有生产要素成本推动型的特征,这也是市场体系完善过程中要素价格机制发挥作用的表现。

  其次,近些年来,我国主要农产品价格一直低位运行,这次农产品价格上涨带有明显的恢复性质。加之国际油价上涨,美国等国家大规模开发生物能源,对玉米、大豆等粮食需求量大幅增加,导致国际市场粮价大幅度上涨,拉动了国内粮食价格上升,并影响到以粮食为原料的食用油、肉、禽、奶等主要副食品价格。这也使得此次物价上涨具备开放经济下明显的国际传导特征。

  最后,引起最大关注的猪肉价格的持续猛涨,则直接源于去年上半年受疫病等因素影响造成的养殖户缩减养殖规模以及今年部分地区猪蓝耳病等疫情导致猪肉的供应紧张。

  当前除食品价格外,非食品和工业产品价格并没有表现出明显上涨迹象,而服务产品的价格升幅也基本维持稳定。因此,一个基本的判断是,目前的物价上涨属于“结构性”上涨,尚没有出现全面性和系统性通货膨胀。

  宏观经济中存在全局性长期通胀的隐忧

  尽管我国目前并不存在着整体性的通货膨胀,但是我国经济低通胀的格局已经结束,而且宏观经济中还存在着全局性长期通胀的压力。

  首先是存在来自总需求的强劲拉力。从GDP的构成来看,消费需求相对稳定,投资与净出口则为增长的两大龙头。一方面,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率持续高速增长的状况根源于我国粗放型的增长模式,表现为生产要素价格扭曲、资源能源产品价格过低,内化于企业生产成本的环境成本过低等,刺激企业过度投资。从净出口来看,由于人民币汇率低估,造成巨额的外贸顺差,上半年贸易顺差同比增长85%,为GDP增长率贡献约6个百分点,这也为国内物价带来不小的压力。

  其次,货币政策环境宽松,为通货膨胀带来了强大的推力。从中长期来看,货币供应量的快速增长,尤其是狭义货币供应量(M 1)的快速增长,为商品价格上升提供了宽裕的货币环境。更严重的是,为了维持人民币的币值稳定,在高速出口带来巨额外贸顺差、外汇储备的情况下,央行被动发行基础货币,释放出大量的流动性,继而推动国内资产价格飙升,资产价格大幅上涨带来的财富效应也对我国商品和服务价格上涨起推波助澜的作用。

  化解长期通胀隐忧需从根本上治理

  要化解长期通胀的隐忧,一是深化制度改革,疏通价格机制渠道,为宏观调控创造良好的微观基础,包括矫正能源、资源产品的价格机制,重估偏低的能源、资源和劳动的价格,健全环境治理机制,将必要的成本内化于企业的生产成本之中,从而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扭转企业过度投资的倾向;二是从宏观经济政策调整角度来看,汇率政策已成为重中之重。当前的贸易顺差扩大、流动性过剩、资产价格攀高等问题,最终都会归结到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在开放经济下,由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相对僵化,巨额外贸顺差和外汇储备的压力使得我国的货币政策没有多大回旋余地,控制信贷供应、提升利率水平等政策手段的治理效果也大打折扣。从根本上看,逐步建立更具弹性的汇率形成机制,增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是维持我国物价长期稳定的根本举措。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副教授

  本轮物价上涨有合理因素

  彭 澎

  近来,物价上涨引起各方关注。上涨的多是日常生活必需品,且涨幅大大超过总体价格指数,令民众感受到了不小压力。如何控制物价上涨,成为政府面临的一大难题。

  没有出现全面价格上涨,更谈不上通胀

  表面上看,与上一轮水、电、煤、气及公共服务价格上涨不同的是,粮油价格上涨更多的是一种市场行为,是全球范围内供求关系波动的结果。

  本轮物价上涨的原因可以归纳为:(1)粮油价格是“恢复性上涨”,它真实地反映了农民的种粮成本,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持续上涨,饲养生猪的人工、运输成本提高等情况,这种价格上涨可以调动农业生产的积极性;(2)投资过热为物价上涨推波助澜,与此相关的能源紧缺和国际原油价格上涨推动了物价上扬;(3)国际市场粮食价格持续上涨,国内对肉禽蛋消费增加,因而对饲料的需求也相应增加,而近年国内外兴起生物燃料热,也加大了粮食需求;(4)今年上半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出现多年来少有的快速增长,使得居民消费愿望增强,经济发展出现新变化,投资增长和消费增长幅差在缩小,这可能意味着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增强;(5)气候、疫病等自然灾害也在短期内对农产品价格造成影响。

  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规律来看,高速经济增长总是伴随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而近期主要由食品价格引发的物价上涨,又表现为“结构性上涨”。即相比较而言,这一轮物价上涨主要是农产品,而工业品价格基本稳定。显然,目前中国经济并没有出现全面物价上涨,更谈不上通胀。但是,在当前流动性过剩较突出、房价持续上涨、股票指数震荡上行的情况下,一旦食品价格上涨得不到很好的控制,也存在引发价格普涨的危险。

  农产品价格提升是工业化后期必然出现的“补涨”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充分认识这次物价上涨的合理因素。本轮物价上涨是由宏观政策和市场规律双重推动的。首先,粮食价格上涨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过去粮食价格过低的一种矫正;其次,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是需求不足,政府一直致力于扩大需求,这种努力对物价上涨有推动作用;再次,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必将导致物价在一定时期内保持温和上涨;第四,农产品价格提升是工业化后期必然出现的“补涨”,有利于缩小城乡差别,鼓励人们投资农业生产;第五,物价上涨将提升实际汇率,减少贸易顺差,甚至可能对冲人民币升值压力,即物价上涨引起的币值下降对冲汇率引起的币值上升。当然,在这种对冲中,消费对增长的拉动作用增加,出口对增长的贡献下降。

  密切关注价格上涨的联动性,及时制定前瞻性政策措施

  当前物价上涨的压力确实十分明显。但是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是两个概念。物价上涨主要反映在某些商品的价格上,而通货膨胀产生的根本原因是社会总供求失衡,总需求严重地超过了总供给。中国目前的情况,仍然是总供给大于总需求。这种供大于求的格局还没有改变。

  推动中国物价上涨的主要因素是环比型的。生产资料价格虽然同比上涨幅度很大,但是5月与4月的环比是一个负数,负1.4%。我们的粮食价格虽然比去年同期上涨32%,但是5月比4月下降了0.5%。随着宏观调控逐步见效和宏观调控措施的进一步落实,这种态势还会持续下去。

  就未来价格走势而言,仍然存在着继续上涨的压力。此次价格上涨虽呈结构性特点,但从物价水平各个构成项目来看,物价上涨压力并未充分释放,下半年依然存在进一步上涨的可能;此外,根据有关统计,本轮物价上涨对消费者信心已经造成冲击。而且,物价指数是一个滞后指数,它对经济的反映有一个滞后期。从生产、流通到消费,从上游产品到下游产品,从投资到消费等都有一个传导过程。我们必须密切关注价格上涨的联动性,并制定一些前瞻性政策措施。

  作者系广州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来源: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南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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