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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饥渴的巨龙》

作者：（法）苏珊娜·木塔西奇

出版：鹭江出版社

作者从一个幕后的视角，来观察中国对成为一个全球葡萄酒大国的追求，以及波尔多对掌控这条巨龙所做的尝试，揭示了两者之间的微妙关系和背后的贸易真相。

中国市场在吹起一个气泡

2010年10月30日下午6点，拍卖第一天，座无虚席。拉菲的总经理克里斯多夫·赛林在一周前就特意从法国飞抵中国。他亲临中国内地的现场助阵，同时也希望亲眼见证这项盛事。

里奇主持了很多场拍卖，并向观众们推荐这些酒。而当他站到台上，他知道自己已经不需要再多说什么了：在第一槌落下之前，苏富比已经收到了超过1000个叫价。他环视宴会厅，看到在座的各位都在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第一瓶酒开拍之前，里奇就有一种预感——不同寻常的事将要发生。竞价的激烈程度达到了空前的境地，而最后，一个电话击败了所有在场的竞争者。一位神秘的中国买家以181.5万港币（约合233972美元）买下了这瓶酒。迄今为止，这是世界上最贵的一瓶酒。接下来，这位神秘买家行使他的权利，取消了另外两瓶酒的拍卖，以同样的价格买下了它们。

现场掌声雷动，克里斯多夫·赛林仍处在震惊之中。他们明显低估了市场需求。手握现金的中国人，通过如饥似渴的追求来展现他们新发现的成功与优雅。他们正在重新书写高级葡萄酒市场的规则。

最后一笔拍卖结束后，那天的成交总额达到了840万美元，而这些酒的预估总价是250万美元。这是葡萄酒拍卖的新纪录。

所有的葡萄酒都以高于它们在纽约、伦敦和波尔多的公布价被卖出，而且价格高得离谱。

中国正在吹起一个气泡。谁知道它在爆裂前能膨胀到什么样的程度？

“到波尔多投资酒堡去”

2011年2月16日，菲利普·拉乌走进他位于梅多克的旅游园区酒庄，考虑着他的前景。这是座价值2700万美元、占地64英亩的园区。

拉乌早在2007年就创办了酒庄旅游园区，但它从未真正地成为热门。两年前，他接到一个巴黎并购咨询公司的电话，告诉他有一桩好生意。但经过一系列漫长而令人沮丧的谈判，他已经不再相信这笔生意能最终达成。后来，一个突然出现的竞标者提出了诱人的条件。这一次，他终于确信自己可以结束这项赚钱不多的项目。

在酒庄旅游园区内，拉乌与对方的团队坐在了长形的会议桌旁。众多的照相机和摄影机都在等待着记录双方签署文件的关键时刻。不同寻常的是，拉乌已经同意以1100万美元的价格将他位于拉朗德德波美侯的酒庄出售给天津的中国粮油食品集团。他身旁的正是中粮集团酒品类的总经理吴飞。

菲利普·拉乌的庄园——维奥酒堡，是中粮集团在波尔多的第一个战利品。

在正式签约时，中粮集团副总裁迟京涛会见了媒体。迟京涛称这次收购是为了中粮长城葡萄酒的成功而实行的从生产到销售的全球战略的一部分。他提到中国政府之所以有意于保证波尔多葡萄酒的直接供应，部分原因是担心假酒进入中国市场。

中粮集团并不是唯一的中国投资者。沈东军就是这些标新立异的人中的一员。沈东军作为一家叫作通灵的享有蒂凡尼和卡地亚的供应商——在中国有独家经销权的钻石商欧陆之星珠宝连锁店的首席执行官，他常在欧洲出差。同时，他也看到自己祖国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我总是在想同一个问题：什么产业会在中国迅速发展？”沈东军说道，“我的答案也总是同一个：葡萄酒产业。”

六年来，他一直在苦苦寻找适合收购的酒庄。他考察了40个酒堡，最终选定了一个——维奥酒堡，却因为中粮集团的竞争而付诸东流。2011年初，沈东军又看中了圣爱斯泰夫附近的乐朗酒堡。

乐朗酒堡有54英亩葡萄园。庄园有些简陋，但它并没有降低沈东军的热情。合约达成的那天，他在波尔多歌剧院镀金的接待大厅举办了一个聚会来庆祝，结识城中名流，这也是滴金酒堡每年庆祝桶边试饮的地方。然后，他聘用乐朗酒堡的前堡主来继续经营葡萄园。

沈东军的目标是将乐朗酒堡所产的每瓶价值10美元的葡萄酒在中国卖到较高的价格。于是乐朗酒堡的酒出现在了通灵珠宝所赞助的柏林国际电影节上。沈东军还邀请女星章子怡担任他的葡萄酒的代言人。

沈东军代表着一群中国的先锋，他们一方面在波尔多获得了一席之地，另一方面也坚持以新规则来行商。他的手法很简单：收购资源，消除中介，规避进口商，把酒运回中国自己卖。

造假者趁机混入葡萄酒市场

尼克·巴特曼刚刚结束了在纺织业为时八个月的卧底侦查。为了保护消费者和商家，他已经追击造假者长达25年之久，他的工作已经让他打入过25个不同国家的造假领域。

这次，他本该在香港办公室停下脚步，放松身心，然后回到欧洲的家。但在一个朋友的提议下，他改签航班，参加了2009年香港国际美酒展。

戴着参观者胸牌在展会大厅内漫步了不到30分钟，巴特曼就注意到一名中国男子观察着各个展位并为展示的葡萄酒拍照。他环顾四周，展位的工作人员似乎并没有对男子的行为有所不满，好像为他们的葡萄酒拍照并没有什么不妥。而其他更成熟的行业在香港举办交易展览会时，都会明令禁止这种行为。巴特曼不远不近地尾随着他。很快，两名女子与这名男子会合。到达一个展位时，女子向工作人员索要名片和宣传册来分散其注意力，方便男子偷拍更多照片。巴特曼悄悄地靠近他们，去听他们在用普通话说些什么。他们在谈论中国的葡萄酒销售、商标的复制和造假的收入。

回到欧洲以后，巴特曼开始注意葡萄酒的相关新闻。葡萄酒越来越多地向中国出口。他深知造假者绝不会错过新兴市场中这样一个绝佳的机会。

2010年2月，巴特曼自费前往中国对造假问题的严重程度进行了调查。北京成了他的第一个目的地。他考察了超市、小型酒类商店和仓库，拍下照片用以进行后续的检查。照片里都是他初步判定为假冒品的葡萄酒。

从北京出发，他又来到了山东省。从张弼士在那里创建张裕酒庄以来，山东已经发展成为最主要的葡萄酒产区之一。除了一些规模巨大的国有酒庄——张裕、中粮集团、君顶酒庄外，还有几十家中小型酒庄和造假酒厂，通常是一个连接着酒厂或装瓶厂的门面。他考察了这一区域的15家酒厂和装瓶厂，发现了惊人的证据。他看见了种种印有假冒品牌和产区的酒，这些酒有的是当地出产的中国葡萄酒，有的是化学制剂的混合品。

然后，巴特曼继续南下：纵贯中国的东部地区，从青岛历经上海、宁波、温州、厦门，最终抵达广州，他考察了100家左右的商店。“可以说离北京越远，这些负面问题抬头的可能性就越大。活生生的例子是，在这些南方的城市，造假者简直无法无天。”他观察后说道。

一个事实变得明了：最大的问题在于二三线的城市。各地的可支配收入都在增长，人们都想购买法国葡萄酒，但北京和上海以外的消费者对葡萄酒几乎一无所知，他们成了造假者理想的目标。

巴特曼终于找到了一个愿意支付酬金的雇主——波尔多葡萄酒行业协会。但有一个条件：协会不希望调查指向任何在法国工作的人，不论他们是不是法国人。

2011年5月，波尔多葡萄酒行业协会指示巴特曼将他的调查范围限定在南方地区，这对巴特曼而言是一个坏消息，因为中国绝大多数的葡萄酒都产于北方。

所有的线索都表明山东省的烟台和蓬莱周边地区及河北省的昌黎县是非法葡萄酒生产的枢纽。贸易商无意中透露中国逾半假葡萄酒来自这三地的其中之一。

巴特曼列出了25家可疑的供应商，其中没有一家愿意接他的电话。他觉得他们可能都正处于惶惶不安之中。2010年圣诞节之前，中国中央电视台播放了一部关于昌黎葡萄酒批发市场的纪录片，这档节目拍摄了一位销售经理，他承认青岛生产的一些葡萄酒仅仅包含20%的发酵葡萄汁，剩下的部分都是糖水和化学混合物。其中一些添加剂可能导致头痛、心律失常和癌症。

纪录片播出后的几个月里，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昌黎的三家酒厂——嘉华、野力、更好——被关停。政府冻结了总值42.7万美元的企业账户，收缴了5114箱贴了假商标的葡萄酒，并没收了19个假商标的模板。一张单据显示嘉华向一位北京的买家卖出了8000瓶假酒。根据中央电视台的报道，这家公司一年能销售240万瓶葡萄酒。

波尔多葡萄酒行业协会重新展开调查

到了2012年11月，波尔多葡萄酒行业协会请巴特曼重新展开调查。他们决定拓展调查的目标，将保护波尔多产区的商标也纳入范畴，并同意他集中调查昌黎和蓬莱的灌装厂。

他并不十分意外地发现假酒厂仍在营业。当他询问这些造假者时，他们都声称自己与一位由居住在法国的中国中间人介绍的法国供应商有直接联系。巴特曼凭直觉相信造假者有身在法国的同伙为其订购合法的酒，获取官方文件来掩盖他们的不法行为。而且，他们很可能就住在波尔多。

巴特曼来到了蓬莱市中心附近山东烟台的一家酒业的停车场。他放出鱼饵，这家酒业的老板张某某上了钩。巴特曼注意到这家酒厂位置优越、装修豪华。当巴特曼走近时，自动门随之打开。他看到接待区的墙上装饰着法国葡萄园的照片，旁边还摆放着老式的酿酒设备，看起来就像是一个迷你博物馆。一座弧形楼梯通向张某某的办公室。巴特曼一行充满期待地爬上了楼梯。张某某正在进行一场谈判的扫尾工作。客户是一名衣着时髦，佩戴着昂贵珠宝的女子，她刚刚为中国北方的超市订购了一批假酒。

上一笔生意谈成以后，张某某把目光投向了巴特曼这个“未来的客户”。

张某某提供的葡萄酒被陈列在一个长形的侧柜上。巴特曼注意到许多酒都仿自一家名叫米歇尔·格内特酒坊的公司的产品。张某某在中国注册了米歇尔·格内特的商标，商标的设计完全是格内特商标的翻版，是一幅描绘格内特家的画。张某某还特地精心复制了米歇尔·格内特家的条形码，所以任何搜索都会链接到法国的米歇尔·格内特。但米歇尔·格内特只是张某某的目标之一。他还伪造了罗斯柴尔德旗下的品牌和他曾造访的波尔多酒商宝悦酒庄以及其他酒庄的品牌。

为了伪装成更专业的假酒经销商，巴特曼向张某某表示了对其装备的疑虑。巴特曼说毕竟自己不想被抓住。这时，张某某拿出可以“证明”他所用的是进口的法国葡萄酒的文件来安抚巴特曼。而实际上，张某某只是在瓶子里装入了廉价的中国葡萄酒，就是这么简单。

当张某某邀请巴特曼共进午餐时，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餐厅肮脏不堪，他们用有缺口的脏玻璃杯喝着劣质的葡萄酒。张某某像喝白酒那样皱着眉头喝葡萄酒。他向巴特曼坦白自己对葡萄酒一窍不通，只是靠它赚钱而已。随着一杯杯的酒下肚，他自豪地透露他们公司的灵魂人物正是他的儿子。像许多有钱有势的中国人那样，他将儿子送到法国，在一所波尔多葡萄酒学校留学。

在法国，他的儿子通过他的调酒学校接触到酒堡和酒商们。像许多的中国留学生那样，他帮助他们向中国出口葡萄酒。在这个过程中，他锁定了那些名字上口的葡萄酒。他尤其偏爱格内特，因为它像拉菲一样好念。

张的儿子在波尔多待了几个月，轻松地融入了城里中国留学生的社交圈，他也打入了“波尔多广场”，为特等酒庄、宝悦酒庄、葡达酒业等酒商做代理。他进口葡萄酒并提供咨询服务，以“法国波尔多葡萄酒行业协会首席调酒师”的身份活跃在中国。不出意料的是，这个头衔并不存在。

张某某一边等待着儿子购买的波尔多到达中国，一边将中国酒装瓶，并用模仿法国品牌制作的商标、瓶盖、软木塞和条形码来加以包装。他还注册了波尔多葡萄酒的商标来作为最后的底牌。这样一来，即使他没有合法的供应，酿酒商也无法指控他侵犯了知识产权。

张的儿子回国后，自己也在青岛开了公司，为当地的执法部门担任顾问。他免费为警方辨识法国葡萄酒的真伪，很显然他可以胜任这项工作。

巴特曼说服张某某将自己介绍给他的儿子。他们驱车四个小时来到青岛，晚上，当他们在一家昂贵的餐厅用餐时，巴特曼试着引诱张的儿子向自己销售假酒，但这位年轻人实在太过狡猾。“当提及造假时，他颤了一下。”巴特曼回忆道，“如果不是事先知道真相，我恐怕会相信他。”张的儿子甚至滴酒不沾。这位年轻人只是向巴特曼说自己可以帮他赚到超乎他想象的钱。

意识到打击这些犯罪的政治影响，波尔多葡萄酒行业协会请北京的法国使馆介入此事。

几天后，法国和中国的政府人员坐在了质量监督检验检疫局的办公室里。四位法国官员和巴特曼一起出席了这次会面，中方则派出了一支14人的队伍。

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巴特曼展示了他的证据。吃惊的中方人员解释说他们曾经派出工作人员到蓬莱和烟台调查非法葡萄酒交易，但是没有搜集到确凿的证据。现在他们会全力支持必要的打击活动。

一个特别工作组被组建起来。打击行动展开的那天，当地公安人员的手机和收音机都被没收了。每辆警车中只有一名高级行政人员知道打击对象的所在。工作组很快关停了作为打击对象的企业，围捕了员工，封锁了大门，没收了文件和假酒。张某某的酒业也在打击对象之列。

巴特曼对于这次打击活动的操作方式很满意，但他还是无法平息眼睁睁地看着漏网之鱼逍遥法外的挫折感。仓库、商标打印店和运输公司毫发无损。

还有一件让巴特曼吃惊不已的事，他的头号嫌疑人张的儿子仍在青岛的公司与法国酒商进行合作。波尔多葡萄酒行业协会勉强地向巴特曼承认张的儿子很可能是一个造假者，但为了控制负面影响，他们尚未证实和公开这一指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