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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近期福布斯“中国税务世界第二”的说法，正成为一个持续涟漪的话题，支持和反对者都从各自的角度进行辩护。仁智互见，以至于国务院参事室一名专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国富民穷”这种说法基本上应该否定掉。

　　“国富民穷”这种说法确实不讨喜欢，容易将国家和人民对立起来。不过，“国富”是毫无疑问的，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预测今年全国财政收入将超10万亿元；“民穷”倒是值得商榷一下，说“民不太富”或许更准确一点，因为国家富得太强势和惹人注目了。“国富民穷”之所以说得多，事实上代表着一种情绪，一种希望可以更多分享经济福利的情绪。对此视而不见，如一些专家强说是“国不富，民不穷”，以为这是在帮忙，实际是在添乱。

 　　在笔者看来，税负沉重并不必然意味着税负痛苦，政府财政收入飞速发展也不是什么坏事，因为如果这些收入能够更多地投向民生，用于市政建设，在二次分配中努力平抑贫富差距，只要公众切实感到税收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比当前税负再高的水平也不会觉得痛苦。就像网友所言，不能说交的是4星级酒店的钱，给安排的却是“农家乐”，你说痛苦不痛苦？

　　解决民不太富，政府的职责不仅在于“削峰填谷”，更在于如何让收入在市场初次分配中就得到有效提高。一方面，政府应将财政支出越来越多地倾向于社保、教育、医疗等“纯民生”领域，弱化自己大兴土木的投资角色。在近期畅销的《朱镕基讲话实录》中，朱镕基的一番讲话就很中肯：要把工作重点放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上，像修上下水道、解决城市交通等。解决老百姓的住房问题是重点，不是去盖那些高楼大厦。

　　而在另一方面，比减税更重要的是，开放更多的投资机会给社会资金，让市场释放更多的活力，让市场在初次分配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依靠市场的内生力量来提高居民收入。目前，民营资金投资实业的热情比照上世纪90年代有了大幅下降，其更热衷于放高利贷、投资房地产等，因为制造业的利润越来越薄，而其他具有投资诱惑的行业却又很难进入。根据经济学家马光远在一篇文章中的统计：目前民间资本在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中只占13.6%，在金融业只占9.6%，在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只占7.5%，在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只占6.6%，至于在石油、电信、铁路等领域，所占比例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在效率与公平之间更多地倾向了前者，于是追求速度，追求投资，追求GDP，在这样一种思维下，势必就是GDP增速超过居民收入增速，相对而言，国家也就比人民更富一些。往事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正视这样一种现实以及“国富民穷”这样一种情绪，我们才有解决问题的紧迫感和决心。正是正视了人民群众对于收入增长比肩甚至超过GDP增速的渴望，收入分配改革才从学者的呼吁渐成为政府的行动，也才有了民生方面的财政支出比重这些年逐步倾斜的可喜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