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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传统媒体相比，微博可以定义成一种新的社交媒体(social media)。其优点非常明显：其一，微博限定每条内容不得超过140字，这就迫使发布者以非常精炼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这在信息泛滥、工作繁忙、“标题党”流行的当下非常具有吸引力。其二，微博话题非常广泛，可以高雅，可以生活，粉丝们有足够的内容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偏好灵活选择。其三，微博具有定向的特点，粉丝可以只选择自己喜欢看的博主，避免了海量信息筛选的困难，博主之间则通过发布高质量的帖子来展开吸引粉丝的竞争。其四，微博具有互动性，粉丝们的回帖让博主知道有人在聆听、在呼应或争论。让自己的观点拥有忠实的听众，是非常过瘾的事情。其五，微博的语言是聊天式的、生活化的、碎片化的，随时随地可以发微博，不像写文章那么辛苦，而且谁都可以发，参与门槛大大降低，可以提高公众幸福感。

　　由此可见，微博与传统媒体形成了很好的互补性，并由此赢得了网民的青睐。但在中国，微博也具有一些社交之外的价值，值得我们关注。首先，微博有不少话题都关乎时事和社会热点问题甚至敏感问题，例如温州乐清事件、房价限购令、“我爸是李刚”、微博打拐等等。其次，微博的言论尺度远比主流媒体大胆，很多在主流媒体不可能出现的批评声音，在微博上可能属于家常便饭。

　　因此，微博某种程度上发挥了参政议政平台的作用，当然这里的“政”不仅包括“政治”，更包括“政策”。这当然是好事，一方面为公众表达意见提供了便捷的渠道，有利于决策部门提高决策质量;另一方面也为专家学者对公众观念进行教育和引导提供了有效的沟通平台，有助于避免改革中的民粹主义倾向。

　　但是微博的兴起也引来一些人的指责。《广州日报》甚至刊发题为“谣言横飞或成"公共厕所" 微博还能搏动多久”的文章。

　　任何事情都是利弊兼具的。虽然微博上会出现一些不实或过激的言论，但如果就此否定微博的价值，那无疑是把孩子与洗澡水一起倒掉。相反，我们应把微博作为一面镜子，来反思传统媒体的不足。

　　首先，传统媒体过于强调舆论引导作用，缺乏足够的言论自由空间。其实，真理越辩越明，我们大可不必担心公众被误导。相反，只有充分的言论自由，倡导理性的争论，才能避免极左和极右的偏激倾向。举例来说，在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出现了不少腐败现象，这些腐败是改革不到位造成的，还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对这些问题的争论，直接影响到改革取向，至关重要。

　　其次，传统媒体缺乏批评政府政策的勇气。美国金融危机表明，政府不是万能的，监管可能出问题，政策也可能偏离公众利益。在市场经济体系下，利益主体多元化是客观趋势。为避免政府政策被特定利益主体绑架，充分的媒体争论是不可或缺的。在中国，很多政策出台前缺乏相应的听证制度，可能导致决策失误或者偏离公众利益。以高铁为例，哪些线路应发展高铁、发展高铁的资金来源、高铁建设推进的速度等问题，攸关公众的直接福利，而高铁本身的巨额债务负担最终也须公众埋单。政府官员从追求GDP和寻租机会角度出发，总是喜欢大干快上。因此，充分的舆论监督有助于促进政府政策的科学化。

　　再次，大禹治水的道理告诉我们，公众对很多社会现象包括腐败、食品安全存在怨气，宜疏不宜堵。“稳定压倒一切”的确有道理，但是一味地通过舆论去营造和谐景象，只会导致更大的不稳定。以温州乐清事件为例，政府可以禁止继续议论该案的疑点，但无法消除公众心中的疑虑。短期来看，这样做可以维稳，但牺牲的是政府和媒体的公信力。

　　最后，对微博的一些不实言论或谣言大可不必担心，因为这也是我们实践以法治国的良机，完全可以通过法治的渠道解决。受害的当事人可以通过诉讼渠道维护自己的权益。言论自由与言论负责可以并行不悖。

　　简言之，微博之所以这么红，既是微博作为新型社交媒体之优势的结果，也体现了公众参政议政的热情。面对微博，我们应以积极开放的心态，将其视为反映舆情民情的有效管道，视为对传统媒体的有益补充，视为提高公众幸福指数的有效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