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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事实上是，在远古时代，我们中华祖先就已经意识到、认识到并已经发现在事物的运动程序中蕴藏着巨大的价值——无论从被称为“天书”《易经》中还是从老子的《道德经》中，都不难发现这一点。请问，《易经》为什么会提出“五行”之说？请注意，“五行”可不是对“五种存在形态”的描述，而是对“五种物质转化趋势”的描述。也就是说，“五行”是在描述五种物质的变化关系的，而非简单的比较。

　　诚然，“五行”关系与之关系的变化中是存在程序的，而且还可以肯定，这种程序与泰勒的“流水线”相比，其逻辑、层次要高许多！何以见得？因为“五行”变化不仅牵涉到物质的运动程序，还牵涉到不同物质之间的相互转化步骤。我当然知道产生于中国古代的“五行学说”与现代化学意义上的物质之间的相互转化是不能同日而语的，但是，人们却不能说，中国古代先哲对蕴藏于程序中的价值认识不如泰勒高。

　　于是，有问题需要回答，那就是，能够发现在程序中蕴藏着的价值与管理的科学性有什么关系。我的回答是，因为揭示研究对象的运动规律是一切形式与意义上的科学的共性特征；反之，凡是不以揭示研究对象运动规律为己任者均不在具有科学性。什么意思？就是说，是否在揭示研究对象的运动规律是确认一切科学的试金石。于是，又有问题需要回答，那就是，把揭示研究对象运动规律作为科学的根据在哪里？

　　我的回答是，因为规律这东西不仅具有客观性、周期性、必然性即不可逆性，而且，当物质能够按规律运动时才是最简约、最经济的，当然所能产生的价值也是就最大的。什么叫科学？人类为什么一定要创立各种科学？毫无疑问，都是为了能够为经济社会的发展与可持续发展创造尽可能多的和大的经济价值。

　　而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之所以要创立形形色色的科学，不是为了别的，一定是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服务——这显然是再简单也没有的道理了。也就是说，由于泰勒管理同样具有上述功能，所以它获得了科学性。当然，作为一种科学实验、实践、创新活动，管理科学的自身也具有科学性，因为这里面也存在着一个为经济社会发展与可持续发展创造尽可能多的和大的经济价值的问题。如此，凭什么说“管理不是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