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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中央的态度真的又转向宽松货币政策的话，通货膨胀就很可能会演变成为全面的经济危机，为了控制公众的紧张情绪，中央需要做的是加大紧缩政策的步伐，而不是转向宽松。 通货膨胀说到底是货币问题。过去十年，中国的广义货币供应量增加了20.5倍，平均每年增长18.5%。同期，地下钱庄也在迅速扩张，实际的货币供应量年增长率很可能已经超过了20%。

　　通胀的加速部分是经济增长潜力下降导致的。经济增长潜力的下降，又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首先，中国蓝领工人过剩的优势已经被消耗殆尽；其次，自然资源价格飞涨；第三，过去几年间的投资数额虽然巨大，造就的生产能力却比不上从前。

　　投机行为扮演了通胀加速器的角色。那些持有大量货币资产的人担心通胀会腐蚀掉他们的货币财富。而弱势美元又封死了兑换硬通货出逃的路线。所以，他们先是出于对通胀的恐惧投身房地产市场，然后又出于对于快速盈利的贪婪而继续投机。普通老百姓手里的货币资产有限，最后的避风港就是囤积日用消费品。

　　政府最近一直在制止涨价行为。这种做法对改善近期的统计数据能有点帮助，但大众的心态会因此变得更糟。事实上，地方政府和房地产行业面临的流动性问题只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中国的房地产行业就是地方政府的一个融资工具—把银行借给开发商还有买房人的钱，转换成政府的财政收入。近几年中国的货币创造过程，大部分都被吸入了这个循环。

　　地方政府聚敛到的大批资金，引发了固定资产投资的大幅增长。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面子工程，这类面子工程非常容易导致通货膨胀。如果资金被投入到生产领域，它的通胀效应是短期的，因为新增的生产能力会使物价降低。但是当资金投入到面子工程的时候，永远都不会带来更多的商品供应。于是，花掉的钱，只能通过通货膨胀来吸收，代价由全体持有货币的人承担。这样的机制也让其中的参与者非常容易受到流动性下降的伤害。

　　要打破现在的僵局，势必要作出艰难决择。第一个就是控制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很多建设计划都应该取消。中国还应该取消一级行政机构，很多小城市不需要再下设各区政府，高级官员的数量应该削减三分之一。其次，城市化建设应该集中在能够引来并且留住居民的那些城市。有很多城市，根本不需要那么多的投资。第三，土地收入，包括土地使用权销售收入和房产交易税，应该纳入一个共同基金来进行管理，只能一笔一笔地慢慢支取。这会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一味扩大当前支出的政治冲动。

　　第四，中国应该通过减税平衡政府支出。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应该设为25%，而不是45%。增值税应该从现行的17%下调为12%。如果不采取对居民有利的减税措施，中国永远都不可能转换成为消费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中国未来五年可能会经历年平均5%至8%的通货膨胀，前提是要先遏制住目前这一波通胀高峰，这个前提，其实也还存有疑问。

　　现在不是结束通货紧缩政策的时候。因为这可能会引发全面经济危机。地方政府流动性问题的解决之道，应该是重排发展目标，重组支出结构，重新找到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