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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在谈及如何选择项目时，接受采访的基金管理者们却几乎给出了同样的回答，“不好投，项目难找”，“农业企业风险大，我们选择时会非常谨慎。”农业企业所需要的资金量大，回报周期往往长达5至7年，受自然环境因素和疫病影响的风险也大，这些不利因素都让私募基金在选择项目时极为小心。

　　先后同20多家投资者打过交道的蓝泽桥对此便深有感触。去年一年里，多家PE找到了天峡鲟业，然而很多都在做完尽职调查后放弃了，他们“一方面担心养殖环节出现风险，这些鲟鱼可能绝收，另外也有一些觉得公司账面不好看，规模和利润达不到要求”。站在天峡的养殖工业园的水塘前，这个养了十几年鲟鱼的湖北人无奈又心酸地回忆起了这段经历。

　　“我们在农业看了两三年，最近才在投资上稍微加强了力度。”在杨向东看来，宏观政策的支持是让PE进军农业的最有力推手。2004年至今，中央每年的“一号文件”都是关于“三农”的政策，财政每年投入农业的资金持续增长。十六大之后，陆续实施的惠农政策已近30条。“这种政策支持在未来五年应该只会更多不会减少。”杨向东说。

　　政策指向变化带来的影响便是整个农业生产模式的大变局。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率先将土地承包给农户单独生产以来，中国农业便始终保持着一种极度分散的经营模式。然而当数以亿计的农民借此解决了温饱问题后，农村生产力却因过度分散而很难再有飞跃式发展，抗风险能力和市场信用体系都比较差。如今，这一切已经到了必须做出改变的时候。

　　随着中国迅猛而来的城市化进程，农业的终端消费者们正提出更高的要求—饮食结构的改变导致人们对农产品的需求由过去的米、面等粮食作物扩展到牛奶、肉蛋等新领域。“能让生活更美好的东西肯定离不开农业。”回想起2007年公司刚刚成立不久，蔡蕾说当时的九鼎就将农业定为了投资方向之一，并组建了一个庞大的团队。而根据预测，到“十二五”末期，我国城镇人口将首次超过农村人口突破7亿，这必然会带动直接服务于这些城市人群的现代农业和消费服务业。

　　另一个促使PE资金选择农业的原因是近年来频频爆发的食品安全问题。从“苏丹红”事件到“三聚氰胺奶粉”，农业的各个链条中都牵涉到食品安全问题，政府和有关监管部门对此的规范性措施将日益严密，规模小、经营不好的企业无疑将面临被淘汰的命运。“饲料行业已经非常清楚地体现出来政策对食品安全的要求。”杨向东指出，在这个行业集中度极低的领域，龙头企业也只有2%至3%的市场份额。

　　为了降低行业风险，政府出台的更多政策是为了加速行业整合，淘汰那些小规模、低效益的农业企业，而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企业的资金需求量大，单纯依靠政府资金已不能满足其发展的需要，这就为私募股权基金的介入打开了一扇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