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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有业内人士发现一种现象，很多地方的食品问题爆发之前，多是“政府最小化”状态，监管部门对市场上发生的破坏规则行为，要么听之任之，要么作为不大；问题发生之后，多是“政府最大化”状态，几乎调动所有的资源去应对某一问题，代价高昂。有鉴于此，唯有刷新执法模式，加强常态治理。从这个意义上说，“行刑衔接”也在提示人们，法治应时刻存在，平时就动真碰硬、防微杜渐，那么食品安全的防线就会更加牢固。

    以往，人们熟悉的执法模式是：媒体暗访曝光，食药监部门闻风而动，将线索移送给公安机关，待公安机关坐实之后方进入司法程序。此次，上海公安机关从一开始就未缺席。一个重要原因，是考虑到福喜事件违法犯罪的严重性，如果坐等后期介入，在侦查和打击力度上就会受到影响。这种“行刑衔接”的模式，无疑更有针对性，也更有震慑力。

    “行刑衔接”并非新生事物。早在2001年5月，国务院就提出“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的衔接，建立信息共享、沟通便捷、防范有力、查处及时的打击经济犯罪的协作机制”。特别在食品监管方面，“行刑衔接”机制是遏制以罚代刑、以罚代管、“保护伞”放任等问题的撒手锏。

    在一些地方，有的部门和公职人员吃人嘴软、拿人手短，对问题企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迷恋“养鱼执法”，把问题企业当成可牟利的“摇钱树”。其结果，往往是形成破窗效应，法规成了“稻草人”，违法成本远远比不上非法牟利所得，助长了一些人的侥幸和投机心理。违了法，不能“罚酒三杯”，应依据有关法律追究刑事责任，让作奸犯科者付出应有的代价。这样，才能树立法治公信力，增强各方的敬畏心。

    平出于公，公出于道；持心如衡，以法为平。“行刑衔接”，并非故意找茬、深文周纳，将小虾米视为大老虎，而是罚当其罪，严防违法企业逃脱刑罚，依法提高违法成本。既不小罪重罚，亦不大罪轻罚。正如著名法学家贝卡利亚所说，“刑罚的力量不在于严酷性，而在于其必定性，即便是最小的恶果，一旦成为无可逃遁的，就总是令人心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