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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我国粮食生产连续多年实现增长，但是粮食安全“永远在路上”，增长并不等于就可以凯歌高奏、高枕无忧了。解决了吃饭问题不等于解决了粮食问题。我国人均占有粮食现仅400公斤稍多点。而资料表明，早在1990年，加拿大人均占有粮食就高达2180公斤，美国也达到1299公斤，法国是1121公斤，连土耳其也有637公斤。近几年我国每年须进口粮食700亿公斤左右，相当于1亿多人在吃进口粮。同时经济社会发展还会使道路、机场、住宅区、工业区、开发区、大学城等用地日增、耕地渐减；城镇化趋势和农民工的增多，势必使粮田和种粮农民减少。这些都可能影响粮食安全。粮食安全隐患还有如耕地抛荒、粮农收入不高、水利老化、粮食浪费、人口增长，以及粮食需求的刚性增长与粮食科技贡献率的有限性等。由此可见，粮食安全形势依然紧迫。怎么办呢？立足于种粮本身，大幅增加粮农收入，当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努力方向。
 
　　要考虑实行粮食价格机制创新，确保粮农收入增加和种粮比较效益提高。国家对粮农的补贴，当下对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的作用已很有限。要真正调动粮农积极性不妨试行粮食价格创新，学习日、韩等国的粮食高价政策，使粮农大幅度增收。增收后，国家原有的各种种粮补贴就可转作城市低保家庭的购粮补贴。而有较稳定收入的国家职工等家庭略增加一点生活开支，一般也能承受。各类私营企业员工则由用人单位酌情补助，以提高粮价增加后的生活费。以这三条途径即可大致消化粮价创新的资金问题。如还有缺口，国家再适当做点投入。价值规律问题还须靠价值规律解决：种粮划不来就没人种，划得来自然就有人种。
 
　　要坚持在粮食生产第一位前提下调整农业结构，解决粮农增收问题。农民增收困难长期是困扰“三农”问题的一个瓶颈。而我们过去总习惯于靠调整农业结构来增加农民收入。这一思路实施的结果，就是把粮田变成果园、苗圃、菜地、鱼塘，把粮农变成果农、花农、菜农、渔民。不可否认，经济作物收入确实明显高于粮食，这对农民增收的确效果明显。但它对粮食安全本身来说，无异于饮鸠止渴。1985—1988年和2000—2003年曾两度出现的四年粮食徘徊局面已有深刻教训。因此，靠粮食价格机制创新，从而靠种粮本身增加收入以提高粮农积极性，才是确保粮食安全的正确选择。不谈粮食安全则已（如那种所谓的“把粮食的包袱甩到太平洋去”的不负责任的观点），要谈确保粮食安全，就必须坚持在保证粮食生产的前提下调整农业结构，也即靠种粮本身解决粮农增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