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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家族企业的需求和企业家族的需求间取得平衡，这几乎是全球所有家族企业的困惑。哈佛商学院教授约翰·戴维斯（John A. Davis）的研究表明，失去上述重心的家族企业，往往在第二、第三代时就因为行业变化、家族冲突、管理不善、继承问题等快速走向死亡。

　　这正应了中国人说的“富不过三代”，巴西人说的“富爸爸、贵儿子、穷孙子”，意大利人说的“从牛棚到太空再到牛棚不过三代而已”。

　　研究家族企业近30年的戴维斯在对过去10年欧美地区家族企业调查中发现，相比非家族企业，家族企业绩效更好、寿命更长。因此，解决上述矛盾，成为家族企业必须过的“门槛”。

　　寿命更长、绩效更好

　　不少人对家族企业往往有这样的印象：不够专业化、缺少规范化、缺少创新；基于家族关系建立起来的内部信任，会对没有类似关系的员工产生不信任感；由于血缘关系和亲缘关系的介入，公司的内部结构和关系会比其他企业更复杂。

　　“的确，家族企业中彼此错综复杂的关系，确实可能引发利益冲突。”戴维斯用三个相交的环来解释家族企业复杂的体系。从比较通用的分析角度切入可以分为：所有权人（Ownership）、家族成员（Family），以及企业业务相关者（Business），如企业内员工及客户。

　　由这三个关系群重叠的部分，可以看到家族企业中的成员有时困惑的是，自己并不知道自己处于三环模型中的什么角色位置，如何去对待其他成员。角色重叠可能会提高决策效率，但是容易造成角色的混淆。

　　不过，家族企业通常有着更长远的发展观，其投资、规划、采购、客户关系都着眼于长期。谈到家族企业绩效更高的优势，戴维斯认为，家族企业通常更注重质量，他们认为，产品质量关系到家族声誉，尽管短期内可能会增加成本、影响利润，但长期有利于企业的发展。此外，家族企业通常会与员工、客户还有供应商之间形成忠诚、稳定的关系，也是支持家族企业成功的元素之一。

　　正如意大利菲拉格慕公司第一代荣誉董事长旺达·菲拉格慕所说：“我们主要的目标是建设正确的企业类型，而非仅仅使我们自己更富有。”

　　戴维斯在研究过程中接触了不少家族企业，他发现他们中不乏思想现代进步、心态开放的，“每个企业都有各自的优缺点，比如家族企业不愿接受变革，但它们产品质量高，忠诚，生存能力强。”他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

　　基业长青的因素

　　中国的家族企业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的范蠡，他协助越王勾践灭了吴国之后，“乘扁舟浮于江湖”，与儿子一起经商，富甲一方。

　　但是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而言，中国的家族企业相比欧洲还很年轻，这种稚嫩也给家族企业带来不少障碍，比如在企业控制权和所有权的转移方面。近日在上海与一些中国家族企业交流后，戴维斯就发现，他们对遇到的代际转换问题缺乏经验。

　　此外，中国家族企业还可能遇到，因计划生育政策影响，企业继任者库受到限制；公司透明度和财务管理也有待加强；继承人可能缺乏经验和能力等等问题。

　　在戴维斯看来，广阔的亚洲市场为家族企业提供了快速增长的土壤。“亚洲经济发展很快，市场也很大，只要能成功上市，都能获得较快的增长。”戴维斯说，亚洲公司相对来说比较年轻，只经历了一至两代传承，这点和美国家族企业很像，各自的增长空间都比较大。

　　不过，中国民营企业刚在第一代企业家手中壮大繁荣，远未达到“富过三代”、“家业长青”。其面临的其他挑战还包括，由于分红过多、缺乏资本而投资不足，对传统的产品、技术过度忠诚，缺乏绩效思维，领导任期过长，具有破坏性的家族冲突以及过于害怕家族冲突，难以吸引和维系非家族高层人才，企业和家族的延续性等。

　　戴维斯认为，高绩效而持久的家族企业，重要的是要有贡献精神的家族，忠诚、能干的所有者群体和精干协调的高管层。所有者要对企业有兴趣，愿意了解企业，参加会议、参与讨论，履行股东义务，而且不会从企业抽用过多的财务资源，并且和其他所有者及企业领导者关系融洽。“团结勤勉才能为家族企业创造价值，否则就会消耗价值。”

　　文化与企业制度的博弈

　　在戴维斯看来，文化对于家族企业而言至为重要，不是体现在决定问题时，而是影响到如何实施行动。比如，墨西哥没有遗产税，所以家族企业掌权人会尽可能长地控制企业，但美国却有相当高的遗产税，使得不少人想尽快把事业以及财产传给下一代。

　　在中国，从文化角度来说，家族企业中成员关系受制于传统的价值观体系——儒家习俗、社会规范、角色及责任，而非遵循正式的政策和规定。而商业系统又是需要体系结构、决策流程清晰的。因此约翰·戴维斯认为，商业系统是家族企业的朋友，遵循和采纳一定的规则才能更好地发展。

　　如何打造有建设性的家族遗产也是家族企业的挑战。相比而言，约翰·戴维斯认为，技能和价值观比财富更难传承。年长一代和年轻一代对于公司治理以及长远发展等方面的沟通是否流畅，也影响着家族企业的发展。

　　戴维斯最近在上海的中国家族企业课程中，设置有跨代际对话环节。令戴维斯惊讶的是，和美国相似，中国两代人对于价值观选择问题的回答惊人的一致。

　　“老一代企业家表示，希望年青一代能遵从重要的价值观，从生活中找到工作的热情，而年轻一代的结论也是，会遵从一系列的价值观，但要求是给他们更多的时间。而那些价值观与父母所列出的几乎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