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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台湾塑化剂风波如滚雪球般愈演愈烈，已经酿成一起重大食品安全危机。本次塑化剂事件是有不良业者将塑化剂的一种DEHP(邻苯二甲酸二酯)当做起云剂的配方使用。另一方面，欧洲发生了“毒黄瓜”事件，仅在德国，感染该病毒的人数和死亡人数继续上升，目前已有10人死亡，另有274人处于病情严重状态。不少欧洲国家也报告了感染病例。最奇怪的是，到目前为止，毒黄瓜的源头还是没有找到。人们恐怕都会承认，中国台湾和欧洲的食品市场是相对规范的，尤其是欧洲，其食品安全监管机制，甚至可以说是十分繁琐、苛刻的。尽管如此，那里仍然出现了如此严重的食品安全危机。
　　出现这种现象，也许并不奇怪。亚当·斯密的贡献在于指出了市场的效率来自于分工。分工的扩展和深化，是现代商业社会高效率地创造财富的秘密所在。人们今天经常谈论的全球化，也就是分工在全球范围展开。这当然会大幅度地提高财富创造的效率。

　　不过，容易被人忽略的一点是，斯密也明确地指出了，恰恰是给人类带来福利的市场机制，同时也会具有负面效应。斯密指出，以分工为本的现代商业给人类带来三大不良现象：第一，伴随着分工，人们的视野可能变得非常狭窄，尤其是下层民众的见识将会非常狭隘。第二，教育大受忽视。第三，伴随着分工，社会的尚武精神迅速衰败。斯密郑重提出，“如何补救这些缺点，是值得认真注意的事情”。

　　其实我们可以补充一点：分工不断深化的现代商业，也可能让企业变得不负责任。分工的深化经常意味着同一家厂商的产品的投放范围极大，甚至可以说覆盖全球。这也就意味着，假如一种产品出现了问题，它的影响必然十分广泛，甚至可能是全球性的。至关重要的是，在这样的分工体系中，生产、交易活动脱离了熟人之间的人际关系的束缚。生产者与消费者完全分离，相互成为遥远的陌生人。也正因此，虽然黄瓜已经成为罪魁，但人们甚至无法确认，这些黄瓜究竟是来自哪儿？在何处感染病菌？因为，从生产者到消费者，中间经历遥远的路程，经历了诸多中间环节。此一困境，乃是分工所致。这样的分工提高了效率，但也增加了消费者可能遭受伤害的风险。

　　这也就触及现代社会理论中讨论的一个永恒议题：现代社会是一个陌生人社会，现代市场是陌生人远距离交易的机制。因此，人们很自然地说，法律至关重要，制度至关重要，这包括，独立的监管至关重要。这些当然没有任何问题。应当说，具有成熟市场经济的地区在这方面的制度已经相当完备。

　　但是，这些地区仍然出问题，而且是相当严重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仍然需要回到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在一个陌生人社会，法律所具有的约束力，其实远不如人们所设想的那样有效。既然是陌生人的远距离交易，其间会经历复杂的中间环节，那么，置身于分工体系中的人们，就可能抱有“侥幸之心” 春秋后期晋国贤人叔向早就指出过这一点。反正最终的消费者看不见，反正出了问题，外界未必能够在自己与他人的损害之间建立起联系。因此可以说，现代市场体系其实充满风险。

　　还好，在一般国家，除了法律之外，一种更为基础性的约束机制还在发挥作用，那就是个人的道德和职业、行业的伦理。对于马克斯·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之间具有密切关系的经典命题，其实可以做一个一般化的理解：相比于熟人社会，陌生人的远距离交易要求个体更为严厉的内在道德约束。因为，消费者并不在生产者身边，而法律绝不可能看管每个人的每个行动。惟有生产者具有儒家所说的“慎独”意识，才不会欺骗消费者，一个可信赖的交易秩序才能够逐渐形成、扩展。

　　换言之，与一般人的理解相反，现代市场需要更严格的道德自律，需要“慎独”的功夫。麻烦的是，现在政治学和伦理学通常会有鼓励非道德、反道德的倾向。也许，这是现代社会最为严重的自相矛盾之处。由此，现代市场的内在要求就不能得到满足，它仍然始终具有极大的风险。这样的风险在华尔街金融风暴中，在各种食品安全事件中，在侵权纠纷中，可以广泛地看到。

　　当然，上面的讨论，绝没有排斥法律之治和监管的意思。发达市场的毒食品故事只不过提醒人们：控制市场风险，保障消费者安全，需要同时做两个工作：健全监管，完善法律；同时，也必须重建道德和伦理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