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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增长尽管令人印象深刻，但大多数都是以城市为主导。城镇居民生活质量提高，农村居民涌向城市，分享经济发展的果实。在印度，城市的人均钢铁消费量为农村的 35倍。同样的现象还将在能源、电信和水泥等商品消费上发现。

　　两国政府都意识到这种状况不能持续太久，现在开始着重发展农村经济。他们都清楚农村的经济发展必须首先靠政府支持，然后出现新的商业模式，公司可以在政府不进行补贴的情况下从中获取利润。中国 “社会主义新农村 ”政策，由于其资本主义的本质，提供了大量诱人的商业机会。在印度，政府也制订计划，将公私合作与政府基金结合，为农民工提供临时工作。改进农村的金融服务也很关键。

　　在印度， ICICI银行已经针对印度中产阶级的需求建立了消费银行业务，现在它利用 Kamdhenu牛贷款、互联网广告亭和特许经营权机会，瞄准了农村市场。此外，创新的微型金融计划已经在印度涌现，此举为几百万的居民提供了资金。这些居民此前与银行没有关系，他们之中正孕育着下一代的农村企业家。在中国，汇丰银行、北京银行(601169,股吧)和中国人寿(601628,股吧)等机构积极在农村开展业务，试验其银行和保险新产品和经销措施。

　　消费品也开始全面进入农村地区。在中国，家电厂商海尔在发现农村居民将其洗衣机用来洗红薯后，开发了既能洗衣服也能洗红薯的两用洗衣机。此外，中国政府经济刺激方案中，也包含了鼓励农村地区购买新家电的激励措施。在亚洲其他地区，马来西亚公司 E-Gal为马来西亚电信提供固定电话，使买不起手机的穷困移民工能够打上电话。

　　新资本主义农村，毫无疑问为本地和跨国公司提供了大量的商业机会 —不管是自身运营还是与政府措施结合。但这也要求商业模式关注利润率，关注希望购买低价产品的农村居民，而这比满足城市居民的要求更难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