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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距离美国艾奥瓦州迪科拉城约10公里的地方，有一块轮廓狭长、地势起伏的土地，其中有树林和农田，总共占地360公顷，名为“遗产农场”。这里种的菜蔬瓜果全都恣意生长而至花落结籽，看起来缺乏侍弄，有违务农之道。不止如此，这片农场的一切都与周围格格不入，因为四下都是行列齐整的玉米、大豆田，有着现代农业的典型特征。“遗产农场”播下种子并非是为了收获米面瓜菜，却是为了得到更多的种子。驻于此地的机构叫做“种子拯救者交流会”，是美国最大的民间种子银行之一。

　　1975年，黛安娜 · 奥特 · 惠里从长辈的遗赠中得到了家族代代相传的两个植物品种的幼苗：一种牵牛花(他们称之为“奥特爷爷的牵牛花”)，一种西红柿，都是她的曾祖父1870年从巴伐利亚带到美国来的。怀着让这些独家品种长久存续下去的想法，黛安娜和丈夫肯特决定设立一个地方，让人们能储存和交换自家祖传的种子。交流会如今拥有1.3万多会员，其大型冰库、冷藏室和地窖中收藏了成千上万种祖传作物的种子，农场里选种了品类丰富的蔬菜、香草和花卉。红花绿叶簇拥着一座旧谷仓，上面爬满了奥特爷爷的牵牛花，那紫色浓烈得像要滴下来。

　　“我们的会员每年把自家的种子罗列在这里，”黛安娜 · 奥特 · 惠里说着，递过来一本《种子拯救者交流会2010年鉴》，厚得像大城市的电话簿，一页页满是各种形态稀罕的豆子、大蒜、土豆、胡椒、苹果、梨、李子，每一种都注明了名称、历史和独有特征。以苹果为例，有个品种被称作“美丽拱廊”，是“夹杂红色斑点的黄色果子”；另一种名叫“草原特工”，特性是“早熟”；还有一种俗称“醉果”，历史可上溯至中世纪。此外又有从塔林的“一位俄国老妪”手里得来的“爱沙尼亚黄樱桃”番茄，在新墨西哥州搜寻侏儒象化石的人类学家无意中发现的一种豆子，和购自“撒马尔罕的一个集市”的“波斯之星”大蒜。

　　祖传作物于过去十年间开始在欧美时髦起来，它们刚好迎合了一场国际膳食运动所着重的吃本地产的食物、保住原有地方食品风味的主张。祖传品种大多出售于农乡集市和小规模的副食专营店，而被偏爱品种单一的现代瓜果蔬菜的大型超市拒之门外；现代作物的育种者考虑的是产品的便于运输、外观统一，并非口味的提升。但这场保护祖传品种运动的起因，并不局限于西方人对地方特产美味的回心转意。它也是一项保证未来世界粮食供应的大业。

　　我们这些生活在饮食丰足的世界里的人，大多已不太去想自己的盘中餐从哪里来、要如何种植的问题。我们只管推着购物车在超市的食品专区里信步徜徉，全然不晓得这表面看来许多种寄生虫。在寂寥的奥克尼群岛，北罗纳德赛羊只啃海草就能过活。印度的瘤牛比其他所有品种的牛都更不畏蜱虫。埃塞俄比亚有一种个头小、背部平坦、短角的牛，名为“谢科”，是很好的奶牛，能承受恶劣环境，拥有对昏睡症的抵抗力。

　　此类特有适应性都是无价之宝，这不仅是对当地农夫而言，对外地的商业养殖户而言也是一样。比如芬兰绵羊，虽在很长时期内只有一小群芬兰农夫饲养它们，如今却已因其超卓的生育能力而成为国际绵羊饲养业的摇钱树。埃及原产的法尤姆鸡，历史可追溯至法老统治时代，现在作为耐高温、抗百病的产蛋大王而走俏市场。还有中国的太湖猪也被全世界的养猪者看好，因为它们吃廉价的饲料就可以长得很好，而且生育力超强，一窝往往能下16只猪崽，令平均一窝十崽的西方猪种望尘莫及。

　　讽刺的是，我们的粮食品种多样性剧减，已濒于危险的境地，其起因竟是农业史上的一次重大胜利，令人始料未及。这个故事美国人并不陌生。1944年，一位而立之年的植物病学家来到墨西哥，帮助当地人对付引起大范围饥荒的流行性秆锈病，他叫诺曼 · 博洛格。他使用来自世界各地的多种小麦进行杂交，造出了一个抗锈病而高产的新品种，使得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小麦产量陡增近一倍，解了十亿人的饥荒之灾。在这次所谓的“绿色革命”推动下，现代工业化农作被引入了发展中国家。

　　但这绿色革命的影响却不可一概而论。年深日久，农夫们逐渐变得对适应性广、产量高的作物过于依赖，不再种植仅适应于当地条件的老品种了。在广大农田中进行单一种植，只播撒基因相同的种子，确实有助于增产，能满足当下急迫的供给需求。但高产品种的作物不免失之娇嫩，需要用昂贵的化肥和有毒的杀虫剂来伺候。高产的家畜品种也有同样问题，若要移到他乡水土中养殖，往往需要花高价买饲料和护理。提高产量的欲求不断排挤本地品种，稀释着家畜的基因多样性。结果，这个世界的粮食供应就大多着落在一些单纯强调产量最大化的品种上面了，而这批品种仍在不断简并，越来越单调：罗得岛红鸡，大白猪，霍尔斯坦牛。简而言之，我们只专注于增加今天的粮食产量，却不留神导致了未来出现粮食短缺的风险。

　　倚赖单一食物来源的危险早有前车之鉴，其一是围绕着不起眼的土豆发生的。秘鲁安第斯山脉的峻拔之地是人类种植土豆的发源点，今日的山民仍种着数以千计形相奇特的土豆品种。西班牙船队于16世纪晚期把这类作物首次引入欧洲，到18世纪初，土豆已稳居欧洲餐桌上的主食之列，成为谷类作物的可靠补充，尤其适合冷冽多雨的爱尔兰土地。爱尔兰人很快把土豆当成了近乎唯一的主食，而且他们都主要种植块茎硕大的“拉姆泼”品种。这个品种虽然高产，抵抗力却弱，一碰上马铃薯晚疫病菌，就会像小麦碰上锈病一样迅速完蛋。1845年，致命的晚疫病菌孢子开始在爱尔兰全境扩散，所过之处“拉姆泼”土豆几乎死绝，导致的饥荒令数百万人饿死或逃难。

　　发展中国家当前为提高粮食产量做出的努力——尤其是在上次“绿色革命”影响甚微的非洲——也许只会加快以后牲畜及作物品种消失的速度。非洲某些引入高产种子、畜种的地方，结果充其量只是好坏参半而已。像津巴布韦、赞比亚、马拉维等国，最后都在很大程度上牺牲了作物的多样性，去搞进口高产品种的单一种植。政府机构和国际援助组织在这种转型中分别提供了经济补贴和原始物资，但小规模经营的农夫和牧民仍深陷债务——因为要买足肥料、杀虫剂、高蛋白饲料、药品，才能让娇贵的新品种作物、牲畜在本地气候中生长。这就好像染上毒瘾一样，陷入了在经济上和生态上都难以负担的进退两难之局。

　　针对农业领域

　　生物多样性剧降的问题，已有人采取行动，策略之一是尽量收集不同品种作物的种子——在它们永远消失之前——并储存在安全的地方。这个主意最初是由俄罗斯植物学家尼可莱·瓦维洛夫提出的；1926年他突然福至心灵，想明白了一件攸关人类温饱的大事，然而在当日世界并没有弄出多大的声响。瓦维洛夫是一名莫斯科商人的儿子，却在贫穷的乡村中长大，见惯了年成荒芜、配额分粮的惨状，于是从小立志终结祖国乃至世界的饥荒。他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足迹遍布五大洲，致力于收集罕见粮食品种和野生谷类的种子，从而保住能够产生抗病虫害、承受极端气候条件等良好效果的作物基因。他手下的一家研究机构(现名“种植产业研究会”，在圣彼得堡)专门负责保藏他收集来的种子——累积下来就成了世上第一家全球种子银行。

　　1926年，瓦维洛夫远赴阿比西尼亚(今之埃塞俄比亚)，在那里眼观全球，俯仰古今，找出了人类在地球上最早对可食用野生植物进行驯化的几个地点。后来他绘出了七个“栽培植物发源中心”的位置图，描述了它们作为上古农业诞生地的意义。“在那里能够见证到，”瓦维洛夫写道，“人类在对最适于各地区的栽培形式的选择过程中，扮演的伟大角色。”

　　瓦维洛夫的一生没有善终。1943年，这位在治理饥荒之道上领先全球的科学权威，却饿死在伏尔加河上的一座集中营里，他搜集种子的事业被苏联政府首脑斥为“资产阶级科学”。那一年，希特勒的军队逼近了圣彼得堡(当时叫列宁格勒)，而城内已然有70多万人死于饥饿和疾病。苏联官员下令转移冬宫的艺术品，因为他们深信希特勒盯上了这座珍品众多的博物馆。但他们丝毫没理会那座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种子银行，里面的40万份种子、根苗和果实无人守卫。于是瓦维洛夫研究会的一群科学家选取了部分种子样本装箱，搬到地下室里，并轮班守护它们。后来的历史资料表明，希特勒当真组织了一支特别行动队去抢掠种子银行，大概是打算有朝一日控制全世界的粮食供应。

　　虽然饥肠辘辘，但保管种子的科学家们一粒都不肯吃，因为他们视之为国家的未来。到1944春天封锁解除的时候，自告奋勇承担保卫之职的研究会人员中已有九人饿死。

　　瓦维洛夫的理论在之后这些年里经过修改，传续至今。当代科学家认为他绘出的区域应该是农作物多样性的中心，而不见得是发源地，因为无法确知最早的驯化是在这些地方发生的。但瓦维洛夫把它们视为后世必将倚重的作物基因多样性宝库，这个认识却大有道理，而且正越来越显出其先见之明。

　　目前，全世界约有1400家种子银行。其中声势最大的是新建成的“斯瓦尔巴全球种子保险库”，坐落于斯匹次卑尔根岛(挪威)上一座砂岩山的永冻土之中，距北极点只有1100多公里。它由卡里· 福勒与“国际农业研究顾问团”联合创立，号称是防备世界末日的保险库，为世界上其他所有的种子银行提供后备服务。来自各机构的样品备份被送到这里，储存于海拔120多米的永久低温、无地震影响的所在，即便极地冰盖融化，也能确保种子不遭水患。

　　福勒的“全球作物多样性信托基金会”最近宣布了一项计划，等于是把瓦维洛夫收集全球种子的事业继承了下去：用十年时间梳理全球，集齐与小麦、水稻、大麦、扁豆和鹰嘴豆有亲缘关系的野生植物种子，以“赋予农业以应对气候变化之策”。主持者希望这场仓促的自发搜索行动能够帮助科学家们从强韧的野生植

　　物中提取至关重要的生命因子，比如抗旱、抗涝能力，传递给我们娇弱的作物品种。

　　不过，把种子存在保险库里预防未来灾难，事情才只算做好了第一步。另一样同样值得拯救的东西是全世界的农夫世代辛苦累积而得的智慧，我们如今急切渴求的种子、畜种本是出自他们的培育。也许存在农夫脑袋里的知识才最珍贵、也最有失落之虞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