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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与众多行业相比，中国农业的开放最晚、开放的程度也最小。

　　而国内种业市场更是如此。2000 年《种子法》实施，开启了中国种业的市场化历程，改变了国有种子公司一统市场的局面。

　　于是，各路资本纷纷进入种业市场，民营种业公司、中外合资公司、科研院所自办公司、农技推广人员“自立门户”，甚至还有一部分“皮包公司”等等，使全国注册500 万元以上的公司已达8700 多家，形成了“小、散、乱”的局面。

　　为规范市场，2010年12月31日农业部出台了《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该意见稿将杂交水稻和玉米种子企业注册资本从500万元提高到3000万元，实行一体化经营的种子企业的注册资本由3000万元提高到1亿元，并规定固定资产比例不低于50%。

　　“如果该办法实施，全国8700多家种子企业预计将有九成遭到淘汰。种业低门槛准入时代即将成为历史，行业洗牌已是迫在眉睫。”北京市种子管理站副站长、新闻发言人赵青春认为。

　　除了注册资金门槛提高之外，据赵青春介绍，按照国家要求，种业公司将实行产、研、销一体，严格要求企业必须要有科研机构，拥有3到5个具备自有知识产权的自有品种。

　　对于国内种业“小、散、乱”的局面，中国种子贸易协会副理事长张孟玉表示，“中国50强企业相当于一群麻雀，而且是在家门口觅食的家雀；而跨国企业是老鹰，数量不大，但是它们规模很大。”

　　“麻雀和老鹰怎么开展竞争和合作，就是整合麻雀的力量，能够把种子企业团结起来。现在我们必须造就一支强大的中国的种子行业组织，我认为以后的行业组织是我们整合麻雀力量的一个重要因素。”张孟玉认为。

　　除行业自身因素外，李绍明指出，“国家应为种业公司、种业市场创造良好的外部产业环境”。

　　李绍明建议，“国家给农民各种各样的经济补贴，最好是转化成农业保险，这样更能有效保障国内种业公司的快速发展。美国农户的各种政策保险和商业保险高达9种，中国现在就一个政策性的农业保险，目前普及面还非常小、处在试点阶段，而且保额很低。”

　　“在得不到商业性保险和政策性保险保障的条件下，农民一定会将他的风险向上游转移，尤其是种子。中国种子公司承担着全球可能最重大、最多的社会责任，国内种业显然缺少做大做强的产业环境。”李绍明表示。

　　同时，李绍明还认为，中国种业发展还有规模化制种与土地流转困难之间的重大矛盾。“如果一个村一百户农民中，有一户不同意搞制种，其他的人同意没有意义，就都不能搞，这是推进中国现代种业发展的一个重大政策难题。”

　　而登海种业总经理李小霞呼吁，国家应完善农作物育种、生产和监管体系，加强对违法侵权行为的打击力度，全面提升我国农作物种业科技创新能力、企业竞争能力、供种保障能力和市场监管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