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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涉嫌性侵案无疑是卡恩的一场劫难，但名字被报纸简写为DSK的卡恩又一直从劫难中走到今天。他的政治生涯可谓沉浮不定，例如卡恩涉嫌1999年的两项金融案：法国Elf Aquitaine和法国全国大学生互助保险案，卡恩的名字曾出现在涉案的支票上，巴黎检察院对卡恩发出指控，而卡恩不得不根据法国政坛流行的“一有指控、官员必须迅速辞职”这一规则（即“Balladur jurisprudence”）宣布辞职。直到2001年司法部门撤销了对卡恩的指控，卡恩复出。很多人都猜测，金融案是政敌对卡恩的陷害，所以，这次卡恩发生“性侵案”，质疑政治陷害的声音亦是不绝。

　　很多接触过卡恩的人都认为他很有魅力、情商很高。这可能是萨科齐一代“好色型”法国政客的共同特征，他们善于倾听、根据别人（女人）的情绪作出恰当的反应、准确判断情势、情境和情调，并推动发展从中获利。至于他们是否有坚硬的原则，则是未知。

　　卡恩从属于社会党，这个党接近于左翼的，强调社会政策（尤其是分配政策）对社会的变革能力。但卡恩擅长于在左的位置向右靠，这是一个聪明的策略，从公共选择的角度看，他容易赢得更多的社会资源。1997年卡恩出任若斯潘总理“多样化左翼”内阁的财政部长，但是他在法国掀起的是“撒切尔经济路线”，他鼓吹大型国企的私有化，推动了法国电信等国企的IPO；他推行反管制的经济政策、他还热衷于减税和控制财政预算，例如他将增值税降至5.5%，从而刺激了建筑业的高增长，他的预算压缩使得法国完全符合加入欧元区的要求，他被认为是欧元的功臣。

　　卡恩在担任财政部长的时候还激进地废除了托马斯法案，讽刺的是，现在法国成为欧洲呼吁监管对冲基金嗓门最大的国家。卡恩在1998年强调市场自由的力量，强调对金融管制的厌恶。但美国金融危机之后，他以愤怒的姿态出现在著名的纪录片《监守自盗》中，大谈市场失败和资本贪婪、“穷人是痛苦的承担者”；卡恩在担任财政部长的时候曾认为IMF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处理是妥当的，但现在他成为IMF总裁之后，一直强调IMF必须“改变、改变”。要知道IMF在1997年权势逼人，可以用一种药方来逼迫诸国吞服，但经历亚洲金融危机阵痛之后，各国已经不买IMF的账，亚洲国家和地区都在暗中积攒巨额外汇储备来防微杜渐，并且临时性资本管制的做法大行其道，IMF解决全球流动性危机的作用其实被大大削弱了。在此形势下，卡恩一方面认为IMF应承认“弱势化”、要尊重新兴市场国家的利益，在投票权分配上要做极大的改变事实上，中印等国在IMF投票权上升也有赖于卡恩审时度势的努力。但另一方面，他又敏锐地捕捉到美国在IMF的脸色，新兴市场国家份额上升主要是欧洲小国让步的结果，而美国并没有交出投票权上的“底牌”。

　　卡恩完全丢弃了IMF过去的传统。过去的传统认为，是各国错误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引发了外部资本的激烈运动和追逐，跨国资本只不过是错误政策的影子。但现在卡恩表示，跨国资本的运动也难辞其咎，他表示IMF赞同各国进行资本管制的做法，并认为这是一项常规性和必要性的干预，这其实和他过去的言论是截然相反的。

　　好色的卡恩，以及和他同代的法国政客，判断形势就像投女人所好一样。但是这一灵动的情商，却以令人愕然的性侵案收场，它象征着，灵活可能是一种让世界减少摩擦的润滑剂，但原则才是让世界稳定运行的基石。一些灵活的姿态和手段似乎显得很有效，但它也有可能变成一种猝不及防的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