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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仅要向盖茨、巴菲特学习，更重要的是如何在制度经济学、法治环境方面创造出更多的条件，让中国企业家们脱颖而出。为什么我们只有中关村，而没有硅谷呢

　　《中国慈善家》：在中国，富人们的慈善动因是丰富而多元的，这也正应和着中国企业家群体历史上形成的多元价值和特殊制度环境吧？

　　王忠明：我是觉得，我们自身的文化环境，远远没有到真正有利于创富以及慈善良性发展的程度。试想，现在你要成为中国的比尔·盖茨，多难啊！有那么容易吗？他的诞生不是二三十年的产物，你要追溯到文艺复兴，追溯到更加久远的文化改造，否则，我们怎能允许一个好端端读着哈佛大学的人辍学呢？所以我们在体会社会环境、制度环境的时候，确确实实要看到这种差异。面对比尔·盖茨、巴菲特，面对更多的国外慈善家，我们不仅要向他们个人学习，更重要的是如何在制度经济学、法治环境方面，创造出更多的条件，让中国企业家们脱颖而出。我们应该思考，为什么我们只有中关村，而没有硅谷呢？我想，对此确确实实有很多可以思考的。

　　《中国慈善家》：不难发现，当今社会的价值观已经出现了多元化格局，这本身应该是我们社会一个很大的进步。这个进步同时也意味着，很难解答怎样的价值观才是最正确的价值观。尽管如此，今天有幸和您讨论这个有关企业家慈善的话题，我们应该还是有一个基本导向作为讨论成果，那就是如何让企业真正健康发展起来。

　　王忠明：我认为，任何一家好企业、任何一个伟大的企业家，一定是有很好的价值观支持的。企业的健康发展，有助于在即使相对狭义的慈善范畴里面造福人类。譬如说，比尔·盖茨50岁把他的钱全捐了，陈光标说他50岁以后还要考虑企业的发展，可能我们很难比较哪个价值观是惟一正确的，但这个价值观只要最终能促进社会进步和民生幸福，它就一定是非常有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