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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一部关乎转基因食品的法案正式生效，佛蒙特州成为美国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强制给转基因食品贴标识的州。

    就在法案支持者热烈庆祝他们多年努力终成正果时，反对者也在紧锣密鼓地张罗反击——由于联邦层面尚无转基因标识立法，一切逆转皆有可能。

    一张小小标识，在美国掀起了关于转基因食品的又一场论战，甚至可能决定美国人餐桌上到底吃什么。

    佛蒙特州不是美国第一个通过转基因标识法案的州。康涅狄格州和缅因州比它早一步，但两州法案均设置生效前提条件，如要求邻近州通过类似法案。而佛蒙特州法案不含任何附加条件，因此成为美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州级转基因标识法案。

    依据这部法案，在佛蒙特州销售的、用基因工程技术生产的食品必须贴上转基因标识；包装上要清晰标明“以基因工程技术生产”“部分以基因工程技术生产”或“可能部分以基因工程技术生产”；含转基因成分的食品不得称为“天然”或“全天然”食品；转基因食品如不按规定标识，将面临每天１０００美元罚款。

    法案两年前历经坎坷获得通过时，在全美掀起不小波澜，一边是消费者团体拍手称快，一边是农业和生物技术企业强烈反对。反对者理由主要是美国没有关于转基因食品标识的统一规定，如果各州法律不同，会增加企业守法成本。他们虽然没能在佛蒙特州阻止标识法案，但仍未放弃，将目光投向了首都华盛顿。

    7月14日，美国国会也通过一项转基因标识法案，只需总统奥巴马签字即可成为法律。

    同样关乎转基因标识，专家说这部联邦法案明显比佛蒙特州法案宽松很多，注了不少水分。例如，法案规定食品生产商可自主选择标识形式，如文字、符号或由智能手机读取的二维码，而部分消费者权益组织担心生产商以二维码方式隐藏转基因信息，因为许多低收入人群没有智能手机。又如，法案对“生物工程”的定义范围不如佛蒙特州宽泛，一些新兴基因编辑技术将不包括在转基因技术范围内。另外，法案将部分从转基因作物中提取的成分排除在转基因食品外，包括从转基因甜菜提取的糖、用转基因玉米生产的玉米糖浆等。这部法案对违反规定者的处罚力度也明显轻了不少。更重要的是，法案阻止各州自行颁布转基因食品标识法，实际上在宣判佛蒙特州相关法案无效的同时，更是阻止其他州通过更严厉的食品标识法。

    一个小小的标识，为何在美国牵动那么多人神经？这恐怕要从转基因食品在美国的规模说起。

    1994年，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首次批准转基因西红柿在市场上流通。自此，转基因作物及食品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目前，美国已成为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和消费第一大国。

    美国农业部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转基因棉花、大豆和玉米在美国的种植面积分别占总种植面积的94%、94%和92%，而菜籽油和甜菜几乎全部为转基因。另外，按照食品业说法，美国市场上75%至80%的加工食品含转基因成分。

    美国政府先前并不要求给转基因食品贴上标识，理由是转基因食品与传统食品“实质等同”。而随着转基因生物技术发展，要不要标识转基因食品的争论越来越激烈。但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业界并没有关于“转基因生物”的统一、确切定义。

    维基百科上的定义很简单：利用基因工程技术改变遗传物质的生物。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记者斯蒂芬妮·黑尼斯认为，这样的定义太模糊，单是“基因工程”具体包括哪些内容，迄今都没有定论。而在生物技术领域，涉及转基因的研究千差万别，很难一言以蔽之。

    “涉及转基因生物的科学极其难以理解，”社会学家，纽约大学营养、食品和公共卫生学院教授玛里昂·内斯尔说，“我拿到了分子生物学博士学位，可我还是一片茫然。”

    内斯尔长期关注转基因食品的发展和相关争论，2002年出版了《食品政治学：食品行业如何影响营养和健康》一书。

    黑尼斯说，转基因的通常做法是将某生物具有特殊功能的基因片段提取出来，加入到目标生物中。在此过程中，目的不同，方法不同，效果也截然不同。不少疫苗、胰岛素等药品就含有转基因生物成分，至于抗虫害的玉米、耐低温的西红柿、富含维生素Ａ的大米和对多种除草剂具有耐受性的大豆，更是转基因的产物。

    自转基因食品在美国上市的第一天起，相关争论就没有停止过。起初，争论的两大焦点是安全和环保。

    一方面，虽然科学界主流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没有疑义，一些所谓“转基因有害”的研究结果很快在权威机构调查下被指出谬误，但这些不足以彻底消除反对者的疑虑。以消费者和消费团体为主的反对者担心转基因食品没有经过严格审批，长期食用会带来健康隐患，而现有研究暂时无法发现它的危险，等到真正拿到证据时可能为时已晚。

    另一方面，当支持者宣称转基因作物能显著提高产量、有助于解决全球粮食供应问题时，以有机农场为主的反对者则指出多数转基因作物采用单一耕作法，这种大面积种植单一作物的做法会破坏土壤肥力，进而威胁到周边小生态生存环境，而野草与害虫对转基因作物发展出的抗药性也是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另外，由于转基因作物与普通作物相比具有易管理、生产成本低等优势，深受农业企业青睐，反对者担心转基因作物一旦在市场上占据绝对优势，将严重挤压小农户生存空间，造成寡头垄断市场的局面，不利于社会公平和粮食安全。

    内斯尔认为，关于转基因的问题已经被完全两极化，有时双方争论的甚至不是同一件事，常让旁观者产生“鸡同鸭讲”的感受。“反对转基因的民众在讨论谁控制了食品供应时，食品业就讲食品安全，”她说。

    “我们如何设计问题，确实会影响到解决方案，”米德尔伯里学院访问学者凯茜·麦金尼说，“如果问题是人口过多或者耕地太少、不足以养活所有人，解决办法就是通过技术途径，例如转基因技术。但如果你把这看成是资源或获取粮食的问题，答案可能就不同了。”

    佛蒙特州议员戴维·朱克曼经营一家有机农场，是个坚定的转基因食品反对者。

    早在本世纪初，朱克曼就在州议院发起了一系列提案，从追踪转基因作物种子数量到禁止种植转基因作物。其中只有一项议案最终上升为法律，即要求种子企业报告它们在佛蒙特州的销量。

    起初，支持他的人并不多。到了本世纪第二个十年，随着人们对转基因的接触越来越多，朱克曼不再孤军奋战。而经历了种种挫折后，他也改变了策略——不再强调转基因的安全性或环保问题，转而要求为消费者获得知情权，即生产商和销售商是否应标明食品中转基因成分，让消费者作选择。

    事实上，知情权正是近年来关于转基因食品争论中的一个新焦点。多项调查显示，美国大约九成民众支持标识转基因食品。但不少食品企业和生物技术团体认为，如此特意标识出转基因食品，可能会误导民众，弊大于利。

    按照他们的说法，一旦要标识转基因食品，他们就得加派人力将转基因和非转基因食品生产线分割开来，或者放弃廉价的转基因原料，进而部分推高食品价格。同时，这些标识可能诱导消费者不再购买本身安全的食品。更重要的是，如此标识，可能打击种植企业和生产商发展农业技术的积极性。

    专家指出，反对者之所以对标识如此敏感，最根本的仍在于民众对于转基因的认识问题。围绕转基因问题的争论不会因为一个标识而就此停歇。美国佐治亚大学教授韦恩·帕勒特的话也许比较中肯：“转基因作物就是作物。它们不是一些支持者所宣称的万能药，也不是其他人所宣称的可怕怪物。”